「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從不存在?

昨天談及傳統學者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支持觀點,把特朗普形容為人類文明的大敵,但與此同時,自然也有其他學者、評論員持不同看法。 芝加哥大學年青國際關係學者斯坦尼蘭(Paul Staniland)就認為,自由主義者只是把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浪漫化,創造了想像出來的二戰後歷史畫面,卻忽視了它的局限及模棱兩可。他認為對抗特朗普粗疏的外交政策雖是一個目標,但大家也必需明白「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年久失修,即使對歷史也不能選擇性閱讀,忽略這制度帶來的高壓政治、暴力和不穩定。他以著名自由主義者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等為例,他們為自由主義秩序辯護時,也不會提及伊拉克、阿富汗、越南、利比亞等失敗例子,反映這體系對發展中地區的正面影響非常有限。

時至今日,亞洲的財力、軍力都在急劇增長,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核心,只是保持在跨大西洋地區。至於在中東,美國更從不採用自由主義政策,而是以「雙重遏制」為宗旨,但對於國家應投入多少鮮血和金錢保護該地區的美國利益,從來存在極大爭議。2003年,美國基於布殊政府的「新保守主義」思維,在未獲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下出兵伊拉克,卻未在自由、民主、人權、國際機構等領域取得重大成就。阿拉伯之春後亂局處處,美國到頭來還是回到起點,情願信賴埃及塞西一類新興親美強人,充份反映美國對自由主義秩序「和則用、不和則棄」。斯坦尼蘭強調,這種含含糊糊的「理論」,早就破壞了它為未來外交政策提供實際指南的實用性,只會淪為口號。例如在2017年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不少成員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自由經濟秩序的領導者」,目標明顯是刺激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但也側面反映了甚麼是「自由主義秩序」,充滿搬龍門的空間。

難怪以提出「反事實歷史」系列成名的歷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一語道破,所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不是「國際秩序」,而只是全球精英集團之間的內部秩序,擁有各種壟斷性知識、或實際資產的一小撮人,才是這秩序的真正受益人。以自由主義者最自豪的成功案例歐盟為例,費格遜就指出歐盟刻意建立在過份繁瑣、吹毛求疵的監管規則之上,官僚主義、中央集權觀念很重,負責人並不會輕易放下控制權,一般人也不容易理解歐盟究竟在幹什麼、政策又是如何制定,結果精英們就輕易達到實質上的壟斷效果。那些負責歐盟運作的官員生活優越,與歐洲普通百姓的生活嚴重脫節,結果在應對金融危機時犯了巨大錯誤,加劇了對(德國以外的)歐元成員國的負面衝擊,亦未能妥善處理阿拉伯之春帶來的移民和邊境管控問題,何況其單一貨幣、完全開放邊境等政策,根本不能與民族國家的穩定和合法性兼容。在費格遜眼中,歐盟目前面對的危機,正正顯示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失效。

費格遜對昨天談及的自由主義捍衛者札卡瑞亞,有長篇大論的反駁,例如認為被扎卡瑞亞形容為自由主義綠洲的加拿大,也不見得成功。他指出加拿大現在的堅尼係數遠較1980年代為高,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黃金十年,有1/3經濟增長流向收入最高的1%人口,外國投資者湧入溫哥華、多倫多等房地產市場後,當地房價已急升至2000年三倍,民眾反彈只是早晚的事。至於中國雖然以參與全球經濟的方式壯大,但治國理念完全與自由主義理念脫鉤,假如靠一個威權大國維繫國際自由主義秩序,這秩序難道還會是真正的自由主義嗎?

小詞典:雙重壓制(Dual Containment

美國外交政策,源自外交學者Martin Indyk,主張華府同時壓制伊朗、伊拉克這兩個中東主要對手的政策,以鞏固主要盟友以色列的安全穩定。兩伊戰爭、海灣戰爭期間,美國國策雖然時而相對傾斜其中一方,但整體依然要同時壓制兩伊,直到薩達姆政權被推翻,伊拉克民主化,但伊朗什葉派政府影響力擴至伊拉克,成了今天美國的主要壓制對象。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10月28日

延伸閱讀:特朗普「末法時代」:自由主義秩序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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