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滿清盛世下的滅妖奇案,與21世紀網絡時代(下)

昨天談及漢學家孔飛力演繹的大清盛世「叫魂」奇案,正如作者坦承,這自然不是純歷史,而是有現實啟示的。

話說當「叫魂」傳言最終由江南傳到首都北京,乾隆皇帝的神經就立刻被挑動,首先是因為他有自己掌握資訊的網絡,可比今天的內聯網,而不為一般人所知。由於當時政府官員都希望大事化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乃至過濾資訊,以免乾隆知道,顯出當時科層官僚體制與皇權統治之間,已經出現張力。為了繞過官僚制度,直接獲得有關「叫魂」的信息,乾隆甚至越過軍機處,讓各省督輔直接上奏密折講述事情來龍去脈,從而下定徹底清剿「妖術」的決心。過程中,乾隆自然對各級官僚知情不報充滿不信任,中央與地方官員之間的隔閡,也表露無遺。

有見皇帝已經一錘定音,無論他們本身是多麼否定「妖術」存在的當世大儒,各級官員此時都要害怕因辦事不力而遭受懲處,紛紛一改之前「大而化之」的態度,積極配合官方政策,進行「滅妖」,甚至為表忠誠而肆意抓補嫌疑者,嚴刑迫供。這就像任何管治制度,只要出現了「紅線」,就會不能自已。

孔飛力指出,「叫魂」之所以令乾隆正視,除了希望從中整頓官僚,也是因為「叫魂術」包括削取人髮的做法,讓他聯想到滿洲人的剃髮習俗,從中嗅出「反清復明」的謀反氣味,反映最高當局依然對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底氣不足。正如周星馳改編自金庸小說的電影《鹿鼎記》講述,「反清復明」與「阿彌陀佛」其實也是一樣,不過是一個口號,「叫魂」和「反清」在皇帝眼中,只要有了群眾基礎,也無二致。雖然事件最後因並無確證而不了了之,但大清盛世憑空發生這一波危機,也充份反映社會潛在的矛盾和張力。

既然孔飛力坦言,《叫魂》是一部政治史著作,中譯本2011年在內地出版後,自然預備了被對號入座。例如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劉昶認為,「叫魂」反映中國基層平民因生存競爭,而生出的歇斯底里心理,以及輕易為自身利益而犧牲他人的做法,在文化大革命對異己的迫害,已一再出現。同校另一名歷史學教授劉擎亦指出,書中揭示了促發「群體性瘋狂」的三大要素:(1) 似是而非的觀念信仰,(2) 恐懼與暴戾的社會心態,(3) 超越法治的非常政治機制,這些不單在近代中國出現,歐洲中世紀的獵巫,乃至1950年代美國麥卡錫主義,都異曲同工。至於當今表面上處於國力頂峰的中國,與康乾盛世的大清有何異同,早前《經濟學人》已有比較,不贅。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作為大清皇權的決策者,乾隆明顯知道上述「群體性瘋狂」的結構性背景,而基於政權穩定的考慮,情願配合群眾情緒的怪力亂神,去達到政治目的。傳統解讀會認為,《叫魂》反映大清盛世的另一面,所以今天中國也不能掉以輕心,然而正如我們一再談及,假如中國文革、歐洲獵巫、美國麥卡錫時代已經有網絡世界和大數據,一切對極少數決策者而言,只會更便捷,而在基層層面的非理性瘋狂,卻會變本加厲。事實上,各種各樣的「叫魂」,早已在世界各國出現了。

小詞典:歐洲獵巫運動

在公元12-16世紀,基督教壟斷歐洲意識形態與思想,對一切未知現象都以靈異角度解讀,開始以「女巫」為代罪羔羊和逼害對象,繼而演變成利用群眾的盲從和愚昧,以「女巫」為名處決政治、宗教異見者的結構性行為,估計數百年間有數萬人被當作「女巫」處決,最著名的犧牲者包括法國聖女貞德。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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