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2.0?

2018年的國際局勢,被不少國際媒體形容為「中美新冷戰」或「冷戰2.0」的開端。10月初,美國副總統彭斯在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反華基調演講」,明確批評中國試圖影響美國選舉、不尊重知識產權、藉投資試圖干預發展中國家乃至西方國家內政、操控貿易、漠視人權和國際規則、進行全球性的經濟和軍事擴張等,惹來中國學者連番駁斥,已開始被視為21世紀的「新鐵幕宣言」,足以和二戰後邱吉爾開始冷戰的「富爾頓演說」相提並論。然而最初出現「新冷戰」說法的對象,其實並非中國,而是俄羅斯。

莫斯科國立高等經濟大學的國際政治學者卡拉加諾夫 (Sergey Karaganov)早前在《歐亞研究期刊》發表論文,以「新冷戰」這一詞彙,形容冷戰結束後,挑戰美國體系這一超級霸權的不同勢力開始興起,雙方結成陣營,開始出現不同層面的緊張和對抗──類似說法,在俄羅斯知識份子當中已流行多時。而「新冷戰」被大肆提出,導火線是普京治下的俄羅斯逐漸從1990年代的衰弱復甦,試圖重拾超級大國地位,與西方世界在歐盟和北約東擴等地緣政治議題上,出現持續、結構性緊張。2013-14年間的烏克蘭危機,以及其後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則被眾多美俄學者,例如特列寧 (D. Trenin)、萊福爾德 (Robert Legvold)等視為「新冷戰」的正式開端。

上述學者均指出,在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的緊張關係中,有不少美蘇冷戰的舊特點,包括出現兩個充滿分歧和敵對的大國、陣營或勢力;兩者存在意識形態矛盾,如俄羅斯抗拒西方世界的民主和人權價值;雙方因各自擁有核武,而沒有全面開戰,卻在不同地區打代理人戰爭 (例如烏克蘭、敘利亞內戰)。然而與此同時,新世代也有不少異於美蘇冷戰之處,例如比起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矛盾,意識形態分歧在「新冷戰」並不佔主導地位,反而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的地緣政治利益衝突更為要緊,這卻屬於傳統現實主義的競爭,多於基於理念而行的冷戰。

相比普京老早開宗明義挑戰西方價值觀,中國進入這一新冷戰圖像為時更晚,不過也可算是與俄國的挑戰連成一線。卡拉加諾夫認為,這是結構性的,以中國和俄羅斯為首的傳統歐亞大陸勢力復興,自然要挑戰長期主導全球的西方陣營。比起俄羅斯,對不少學者而言,中國似乎更像是西方陣營長遠而言的真正對手,例如印度國際政治學者卡比拉 (Subhash Kapila)認為,中國尋求確立自身在南海和東海的主權之時,直接挑戰美國在亞太地區的主導地位,連帶印度一類週邊國家也要選邊站。曾任劍橋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中國學者張煒亦指出,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希望以民族主義對抗西方陣營提出的普世價值和規範,這和冷戰的意識形態衝突異曲同工。根據上述論點,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自由民主陣營,和以中俄為首的非西方威權陣營,將出現持久對峙。

對「新冷戰」的質疑:兩極對抗出現了嗎?

然而,我們今天是否活在「新冷戰」中,更多學者表示的,只有懷疑。例如在2014年,美俄關係因烏克蘭和敘利亞危機而緊張時,哈佛大學學者卡拉馬 (Mark Kramer)依然認為「新冷戰論」並不成立,因為烏克蘭、敘利亞等內戰不過是區域衝突,不會上升到美俄全面對抗,而地緣政治矛盾自古有之,並無新意。美國海軍研究委員會主席斯塔夫利迪斯 (James Stavridis)亦指出,現在的俄羅斯無論在經濟、政治、軍事力量上,都無法和冷戰時的蘇聯相比,根本沒有構成和西方陣營旗鼓相當的條件,遑論存在兩極對抗。

針對現今持續的中美貿易戰,前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楊潔勉也指出,基於現今全球化下各國的緊密關聯,和冷戰兩大陣營幾乎毫無交流的狀況全然不同,令雙方全面性的排拒和對抗,變得技術上不可能,最終只會選擇彼此協商的方式,處理雙方矛盾和分歧。《紐約時報》撰稿人辛格 (David Sanger)、艾蘭加 (Steven Erlanger)等亦認為,特朗普治下的美國政府,不單和中俄有持續緊張關係,和歐洲、東亞的傳統盟友也有不少矛盾,根本談不上有一個很穩固的「西方」陣營。至於中俄一方,乃至包括其他希望挑戰美國的新興國家,更沒有任何有效機制,確保互相聲援。這不同冷戰期間的華約,真的帶有軍事同盟性質,今天的中俄基本上只能單打獨鬥,包括巴基斯坦、北韓等「親密朋友」在內,無論是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不會因為中俄處於危急而出手幫忙,反之亦言。所以「對峙」一說,其實無從談起。

更何況美國的特朗普政府完全是以利益政治的角度,演繹和中俄的分歧,根本不敢談價值觀的差異,因為他比其他美國總統更心知肚明,自己陣營一方包括了沙特一類大獨裁者,很難以意識形態鬥爭作為主軸。而且隨著資訊科技革命發展下去,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威權國家,以科技監控全體人民生活的大趨勢似是不可避免,全球民調對民主政體的嚮往也越來越低,即使是特朗普本人相信的價值觀,和普京、習近平、莫迪、埃爾多安、沙特王儲穆罕默德等,似乎也大同小異。

既然雙方都沒有普世性道德高地,自然只能動員國內的民族主義,作為國際資源競逐的底氣。這種模式根本不是「冷戰2.0」,甚至不像19世紀末歐洲列強的勢力平衡格局,而是在全球化相互依賴前提下,每一個強國都要滿足本國民族主義、謀取最大利益的原始競逐。而各國的遊戲規則,也包括了儘量騎劫國際規範為己用,所以這也是國家利益和國際機制的多重角力。這樣的競爭,在未來數年會越來越白熱化、越來越殘酷,但結構上並不能簡單說成是「冷戰」,卻可斷言。

小詞典:歐洲協調制度(Concert of Eurpe

拿破崙戰爭後,奧地利、普魯士、俄羅斯、英國、法國等歐洲列強為了避免另一場大戰爆發,希望通過大國之間的協商,維持彼此均勢,共同抗擊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等革命思潮,當中靈魂人物是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制度在1848年後開始衰敗,到了一戰宣告完全崩潰。

信報財經新聞,2018年12月24日

延伸閱讀:中美新冷戰前夕,重溫「霸權過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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