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女博士成為戰地Contractor

此刻身在非洲索馬利蘭,遇到一位英國女contractor。她說在索馬利蘭前後數年,我是她遇到的第二個遊客,上一位是一個已經遊遍世界的八十歲富豪,所以遇見我很興奮,但也懷疑我不是「真遊客」。告訴她我是「香港Simon」後,她就立刻把我起底,功力令人震驚。由於她從前遇上的華人,都不大願意溝通,就這樣,我們共進晚餐,談了很久,也令人再三思考人生。

這位女contractor年齡和我相若,並非一般生意人,而是學者出身,英國一間大學的中東研究博士,也曾在大學任教。但她很快發現,學術界只是一個官僚醬缸,全職工作天天要兼顧種種無聊行政工序,學生也大多視之為形式主義學店。她在為學校的中東金主友人學生「修改」博士論文後,發現再也受不了,毅然走到商界,通過善用她的國際知識、人脈網絡和歷險精神,賺了在大學幾輩子也賺不到的錢;不過這還是其次,重點是找到自己,也找到自己的人生。

這類背景的朋友,其實我認識不少,都不是學校可以培養出來的奇人。她說父母從小培養國際視野的方法,就是在其他家庭到西班牙渡假的時候,卻會舉家到也門放暑假;其他小孩玩公仔時,她卻和姐姐進行認國旗比賽,背誦了全球所有國家國旗、首都後,再學習已不存在的國家、所有國家的前都,然後是不同航機、戰機的型號,不需要老師,已是國際專家。她工作的國家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索馬利蘭、波斯尼亞…… 一律是一般人避之則吉之處,她卻連渡假也要到這些地方,初時容或是歷奇,但到了今天,自然是要鞏固自己的相關網絡和不可取代性。

對一個學者而言,這是否「本末倒置」、「誤入歧途」?其實恰恰相反,這樣的生活,比躲在快將被大數據、人工智能顛覆的傳統大學象牙塔,遠遠「學術」得多。她在實踐中發現的國際社會潛規則,遠非學院派所能掌握,例如在索馬利蘭這個不被承認的國家,她會知道怎樣和數年改變一次的「民主」政府打交道,也就是哪類官員要「背後操作」、哪些海歸精英的離地缺憾可善用,這和遠洋歌頌這裏有「民主制度」,完全是兩回事。她昔日的博士論文以以巴衝突為題,根據學院規矩,調研需要拿一堆同意書,她自己氣不過,就用「自己的方法」走到加沙,再認識了當地知情人士拿數據,這樣的魄力,就不是大學官僚所能想像。

和大學教授相比,這類「contractor」的社會資本也要豐富得多。由於無須有單一僱主,除了為西方基建、能源大企業服務,有時也會半義務性質的為國際基金會、慈善團體工作,調和一下心靈,於是國家領導人、財團領袖和叛軍,他們都會認識。而且罕有的在地求生本能,也會慢慢鍛鍊到,像從索馬利蘭走到恐怖份子大本營索馬里首都摩加迪沙,途中各方勢力佈滿check points,如何繞過主要check points、以免去不斷被濫收的買路錢,一旦被綁架時又如何應對,在哪些地方不能使用衛星通訊以免被成為目標,這些都是在危險地方工作久了,才能培養的「common sense」。忽然想起剛在飛機上看過的電影《第一眼戰線》,講述傳奇獨眼女戰地記者的一生,面前這一位,不正是活生生的樣板?再想起認識的香港前輩何醫生,晚年才在沒有專業訓練下入行,卻晚節不保,更絕欷歔。經常有朋友、讀者問,讀了國際關係可以幹什麼,其實每人的生命是否過得精彩,都是自己掌握的。

小詞典:Marie Catherine Colvin (1956-2012)

電影《第一眼戰線》(My Private Wars) 女主角原形,著名戰地記者。美國出生,耶魯大學畢業,1985年起在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工作至死,自從成為第一位訪問利比亞領袖卡達菲的西方記者,逐漸成為報導全球危險地區的王牌,曾多次獲不同機構的年度記者獎。報導斯里蘭卡內戰時遇襲失去一眼,最終在2012年追蹤敘利亞內戰時,被政府軍定位追蹤炸死。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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