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知識產業化:沈旭暉的GLOs集團創業路

編按:本刊資深研究員沈旭暉博士是大中華地區著名國際關係學者,近年轉換跑道,開創「國際關係產業化」的始創業務,不少讀者希望了解他心路歷程的轉變,以及他的工作近況,為此我們進行了一個訪問,相信他的選擇,也反映了一代知識份子面對新時代的種種思考。

問:作為香港近年其中一位最廣為人知的國際關係學者,你甚麼時候開始創業的念頭?

答:我喜歡研究國際關係,但從沒有打算當一個「學術工作者」:把它當一份工作,忍受大學官僚程序,做其實沒有影響因子的東西,我不可能那樣過一生,所以一直都希望推動「國際關係產業化」,認為那才是真正的知識轉移。

問:你認為最適合創業是甚麼時候?怎樣才算財務自主?

答:我早已過了不顧後果的年齡,有了家庭,負擔很大,一定要計算清楚。多年前給自己的目標是,四十歲前要在香港和海外擁有多於一個物業,有不同地方居留權,有數個穩定收入供每月外出,加上足夠國際學術期刊文章的話語權,如果達標,才可以走下一步。所以還是要到四十而惑,才能達標規劃新生,年前先後在內地、歐洲、新加坡等建立不同基地,然後就正式在香港啟動。

問:知識份子創業是否比一般人困難?

答:像剛才說,我認為知識份子創業,才是知識轉移的唯一途徑。正如中大社科院長私下對我說,所謂研究型大學的末日倒數已經出現,未來不可能繼續影響因子的期刊遊戲,能夠在業界學以致用的倡導型、企業型學者,才是社會所需。正因為AI、大數據等出現,令市場變得越來越細碎化,反而令個人化的微經濟釋放了大量潛能,本來屬於小眾的知識型消費亦因而冒起,這是一片無窮藍海;反而傳統經濟、建制,包括大學本身,隨著Uberization的去中介化,會慢慢被淘汰。創業已不單是經濟行為,同時也是累積知識的必需過程。

問:你創業的公司叫甚麼名字,結構怎樣,「國際關係產業化」的主要業務為何?

答:我雖然不是經濟出身,但也任教過大學EMBA一類課程,有對市場的一套理解。我個人長處是system building,不是micro management,並非要建立一間公司,而是要催生一群公司,再帶動一個生態鏈。我們綜合了六個最能下放國際關係知識的業務:旅遊、教育、創作、生活品味、研究顧問、社會企業,結合科技新趨勢,摸著石頭過河,一間一間公司慢慢建立,希望建構一個ecosystem。某日一覺醒來,忽然發現我作為co-founder而直接控股的公司、品牌,已經有了十多二十間,旗下不同公司的員工總數大概有四、五十人,雖然距離成熟漫漫長路,但覺得是時候要深化那個system,這個system名叫GLOs,根據國際關係概念,我把它形容為一個confederation,那是我作為co-founder的公司的邦聯。所有公司都是獨立運作,各有不同partners和investors,沒有從屬關係。

問:目前最成熟的是哪一個範疇?

答:旅行是最早出現的,我到過120多個國家,而我co-found的Glo Travel經過數年經營,也建立了深度遊的名聲,到北韓、伊朗、烏克蘭等地的風氣,可算是我們大力開拓的,去年營業額有八位數字,全職員工有十多人,今年會在台灣開設支部,最感激的是其他co-founders很願意拋頭露面代言,讓我可安心在幕後──對我而言,這是最理想的合作。其實我們手上的旅行社牌照有兩個,還有另一些小型另類旅行品牌,也有科技公司承辦旅遊業議會等委託的一帶一路項目。

問:關於國際關係教育,又是怎樣?

答:我是一間上市公司的非執行董事,和它們建立了幾間子公司,也和內地簽訂了合作協議,包括做國際關係幼教的,國際升學顧問的,並剛籌辦未來網上學院,希望把Khan Academy、Master Class的概念變得更實用,來回應就業市場。此外,我在新加坡工作時,和當地幾位教授成立了STEM的start-up,首先推出coding,然後和一間香港GEM企業成立了新公司當channel partner。另外,還有好些顛覆傳統教育思維的新start-up,例如剛和Ben Sir(歐陽偉豪博士)等成立的「共享博士」,就是為了顛覆博士不能落地的偏見。

問:你在社交媒體有不少粉絲,創意產業方面,是否主要是國際關係新聞網站?

答:不是的。最初的確有這嘗試,但很快發現吃力不討好,單純的新聞網站是沒有前景的,加上Facebook沒落、fake news盛行,都令人覺得這是一趟渾水。然而通過建立資訊品牌spin-off,卻有無限可能:我們幫助一些企業運作社交媒體、網站、拍片、廣告後,慢慢催生了更多實體。例如和Secret Tour師弟Stephen等合作建立的「失戀旅行團」公司,其實是一個個體消費的大數據平台,想不到真的籌到一千萬港元啟動;Creative團隊也簽了一個國際figure在香港推廣,次文化的品牌Refract下月會搞第一場小眾concert,我也投資了一間名叫StoryTeller的設計公司當art partner,他們已經有了自己的固定畫廊,等等。

問:生活品味又是甚麼,會否沒有創意產業那麼虛擬?

答:其中一個主打是咖啡店──這是童年心願之一。其實從前和朋友也搞過café,那時候大家都不懂,飲食又是充滿潛規則的學問,自然不成功。但現在我先找到一位partner,他在香港、台灣有幾間不同名字的連鎖café,都是地方很大、有不同主題風格那種,運作已成熟,然後我們入股,把其中一間變成Glos Café,以不同旅遊主題每月策展,其他則建立成一個Café clubhouse一同營運,我們只專注做擅長的事。例如集郵是從小到大的興趣,運作了一個相關專頁已經兩年,將會和另一專頁合作推出一系列Global Badges,把我們熟悉的國際知識變成精品收藏,此外有另一公司把國際關係變成戰棋,這都是圖像年代知識傳播的途徑。

問:另外還有研究顧問、社會企業兩個範疇?

答:這些其實是延續我的史前史。十多年前回香港時,成立了一個叫Roundtable的團體,也許不少朋友還有印象,當時主要是一群年輕學人用一個相對中立的平台參與社會,目前在政府和不同政黨的,就有不少它的成員,同時它也是合資格的慈善團體,舉辦了不少國際視野有關的青年活動。但現在社會氣氛截然不同,未來大格局無論是否喜歡也相當清晰,本來已打算讓它自然消失。但不久前和朋友聚舊,發現大家雖然對政治麻木,但依然認為平台有其存在價值,於是我想,何不結合推廣國際視野的理念,令Roundtable重生?所以找了一些資源,把它重新定位為,例如上次我到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學校演講,深受觸動,回港後籌備了一個活動,贊助伊拉克學生來交流。通過這模式讓這段歷史有一個交代,也算欣慰。

至於研究,當青年學者不再年輕,自然不能停留在評論層面,未來會和一位總商會的partner合作,基於多年累積的網絡,系統化這個國際政治經濟專家人才庫,通過共享模式建立agency,向企業提供諮詢服務。

問:說到「推廣國際視野」,不少人覺得很虛,有沒有方法解決這問題?

這是這些年念茲在茲的。大家認為國際視野太抽象,因為不容易有客觀基準,但其實在IQ、CQ、AQ以外,學界已有「CQ」(文化智商)指數,探討怎樣提升個人和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相處、合作、製造資本的能力,一些國際企業如Starbucks等的聘請,也加入了CQ。我們爭取了一些經費,正在和一些與CQ有關的社企建立一個聯盟,系統性推廣CQ研究和應用,這是我相當有興趣的事。

問:這些公司之間有沒有其他synergy,整體business model、市場,又是怎樣?

答:我剛回香港時,幾乎沒有人以國際關係為primary identity,我對這個品牌的推廣,日子有功,也會水滴石穿。實業也一樣:我們目標是通過衣食住行,深化國際關係在未來生活的重要性,唯有同時運作這些公司,才能製造相互倚重、共享網絡、降低營運成本的群聚效應。例如咖啡店會有各國專題,旅遊講座就是有機整合,各種小精品也得到落腳點;結合到網絡社會,會變成不同creative內容,另一些像AI地球儀會成為教材,再crossover到教育產業;教育其中一個KPI是提高CQ,這又回到社會企業一環,再鼓勵青年進行國際關係start-up,一切就構成ecosystem。這不可能是大眾生意,然而有興趣深度旅遊、認識全方位國際教育、仔細研究生活品味的,都是有知識、有消費力的中產,這個群組聚起來的big data潛力無窮,要移植海外,也有共性。

問:這樣多不同公司,你是怎麼打理的?

答:我不愛micro manage,每間公司必需獨立運作,各有具體負責人,他們必須有直接持分,才會產生ownership。目前的架構,GLOs這個Confederation有一個秘書處,有三位founding consuls,他們各自協調兩個範疇的公司、同時也是其中一些公司的co-founders,我自己只專注幕後集資、開拓、QC,以及在未來學範疇建立學術規範,其他時間就是看書和field study,否則是沒有機會沈澱思考的。

問:對企業的長遠目標是怎樣?打算甚麼時候exit?

答:GLOs是為了知識轉移的滿足感而驅動,不是為了exit而存在,只要能自負盈虧,已經很好。現在還有五、六個概念可變成實業,然後就集中深化了。本來我們認為,能到GEM Board上市是一個目標,其實也到達數字的門檻,但GEM改例後吸引力減低了,也就暫時擱下。至於在個人層面,越快能全盤交接給其他同事越好,那樣人生才可以到達另一階段。

問:關於個人生活,你是否還有時間參與其他工作?

答:我很認同slasher,除了收入原因,也因為跨界別累積知識、社會資本,才是繼續成長學習的唯一方式。雖然業務已足以支撐我的基本生活,但除了GLOs,我依然會參與學術,現在是內地一間籌備中的私立大專院校的籌備院長,依然是中大、港大的客席副教授,新加坡、內地一些院校的客席學人,也保留一些行政職務。至於傳媒,我依然是《信報財經新聞》的主筆,在《彭博商業週刊》、《紐約時報》、《亞洲週刊》等都有顧問一類角色,不過也在轉型中,近年思考多了國際關係未來學,因為純即食評論實在太缺乏養分了。還有做多了的是一些大企業的顧問工作,至於唯一希望徹底抽身的,只有無無謂謂的政治醬缸,但怎樣令新一代能拋開種種標籤、打破近年被本土思潮弄得越來越狹隘的小城視野,重新培養既能拓展東南亞腹地、又能善用大灣區資源的國際公民,這是我真切的信念。十年前,我在《亞洲週刊》提倡Glocalization這口號,回應香港威尼斯化的危機,我是至今真心相信的,現在是實踐的時候了。

亞洲週刊,2019年4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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