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關係談判經典重溫:古巴導彈危機解密之後

特朗普的談判技巧成為近年國際關係的新興研究題目,中美貿易談判、美歐貿易談判、美朝核武談判、美伊制裁談判等都出現戲劇性發展,不少人認為和特朗普本人的「The Art of the Deal」息息相關。但其實與此同時,美國外交依然由多方共同參與,內外制衡力量不少,不可能由總統一人說了算,昔日美國外交談判的經典案例,依然充滿參考價值,例如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因為解密檔案不斷出現,令外界得以窺探美國外交談判是如何操作的。

關於古巴導彈危機的爆發原因,主流觀點是卡斯特羅領導古巴變天後,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基地,除了直接威脅美國後院,亦可能打破冷戰兩大陣營的核勢力平衡,令雙方有步向「相互保證毀滅」(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MAD) 的危險,於是美國朝野反應強烈,乃至不惜孤注一擲,逼使蘇聯拆除基地。學者斯特恩 (Sheldon M. Stern) 全面翻查了國家安全會議執行委員會(ExComm)的錄音記錄後,撰寫了《美國人記憶中的古巴導彈危機:神話與現實》一書,卻發現其實美國政府當時就很清楚,當時蘇聯在古巴的導彈部署,根本就沒有重大的事意義:根據甘迺迪掌握的情報,美國當時的核武數量為蘇聯的九倍,在質量、部署上也較蘇聯佔優,政府大多數人員均認為蘇聯在古巴的導彈部署,其實並無改變戰略核平衡,而且必要時能輕易被美國根除。種種「蘇聯足以隨時按鈕摧毀美國」的鋪天蓋地宣傳,其實只是當局有意為之的「Fake News」。

斯特恩的研究同時發現,古巴導彈危機的真正導火線,反而源自美國當時在北約盟國土耳其、意大利部署木星中程導彈,其射程範圍覆蓋莫斯科、列寧格勒,此舉才大大刺激了蘇聯。為了反制美國對其本土的威脅,蘇聯才選擇先發制人,不惜在古巴高調建立導彈基地,目的是挑起美國國內輿論的恐慌,從而逼美國談判蘇聯真正關心的「蘇聯邊境導彈問題」。在公眾眼中,蘇聯最終同意在美國全程監督下拆除在古巴的導彈基地,甘迺迪獲取了古巴導彈危機的壓倒性勝利,民望急升,奠定了冷戰新生代自由陣營領袖的地位。但在歷史學者眼中,蘇聯其實完全達到它的戰略目標,甘迺迪在談判中同意撤出在土耳其、意大利部署的導彈作為回應,只是這是秘密協議,美國公眾當時全然不知,但蘇聯的赫魯曉夫在內部同樣建立了自己的威望。何況甘迺迪保證美國今後不入侵古巴,保障了古巴共產政權的基本安全,卡斯特羅政權才得以存續至今,長期成為拉美的「反美燈塔」,從這角度來看,蘇聯甚至還有額外得著。

雙方領導層處理危機的角色

斯特恩的觀點不只是一家之言,而是逐漸成了研究古巴導彈危機的主流學術意見,記得當年在大學上研究冷戰權威格迪森(John Gaddis)的課,他就相當強調秘密協議的部份,怎樣不為公眾得知。至於當時的美國國民英雄甘迺迪,在解密檔案看來,其實並不掌握實際情況,火候也欠佳,沃爾頓(Richard Walton)、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ein)、派特森(Thomas Paterson)等學者均認為,正是甘迺迪政府在危機前後的強硬態度,包括不惜戰爭而要求蘇聯撤除在古巴的導彈部署,令危機「弄假成真」,愈陷愈深,危機最後之所以能解決,赫魯曉夫的沉著,反而要佔更大功勞。

然而甘迺迪面對的內部困局,同樣也是隨著機密文件逐漸解封,才為人所知。根據2012年美國五角大廈解封的有關文件,甘迺迪宣布對古巴實施軍事封鎖、並表明「不惜代價」,要蘇聯解除在古巴部署的導彈後,背後一直受到美軍高層的龐大壓力。軍方在整個危機前前後後,一直敦促甘迺迪決定直接出兵攻打古巴,甚至直到10月28日危機解除後,仍然如此建議,對甘迺迪只封鎖古巴的決定相當不滿,並以自行製造了更緊張的氣氛,以圖和對方博弈。赫魯曉夫接到卡斯特羅有關「美軍將在24-72小時內攻打古巴」的信件後,也一度認為美國是鐵了心開戰,作出了回應準備,而當時蘇聯已在古巴部署了42000人的軍隊,配備戰術核武器、巡航導彈以及 100 餘枚核彈頭,這表明當時美蘇雙方確實處於開戰邊緣。政治學者佩烏斯 (Richard Pious)認為,在不清楚蘇聯與古巴軍事部署的情況下,甘迺迪未能控制軍方的開戰傾向,令危機加深,在決策方面可說是失敗的。

不過亦有如格迪斯、迪維尼 (Robert Divine)等學者傾向同情甘迺迪,認為他並不是如不少人所認為那樣強硬,反而實際上比政府中大多數人更堅決主張與蘇聯和解,並願意為解決危機而讓步,而不管這會對自身在國內的政治狀況帶來甚麼損害。到了最後,甘迺迪沒有採納參謀長聯席會議提出揮軍古巴的方案,而赫魯曉夫深明「相互保證毀滅」的危害,自始至終排除與美國開戰的選項,不斷尋求既能維護自身利益、又能為美國接受的解決方案,最終就各取所需。

古巴導彈危機解密檔案的啟示眾多。首先是真正的國家安全威脅、政府知道的國家安全威脅、政府選擇演繹的國家安全威脅、博奕對手主動宣傳的國家安全威脅,四者之間,資訊可以南轅北轍,公眾幾乎無從得知真相。到了今天的資訊爆炸年代,一切彷彿無限透明,其實「Fake News」滿天,網絡民粹比昔日的大眾更難理性討論,大眾要研判真相反而更困難,但有心人要操控敵我雙方的民情,作為談判的籌碼一部份,卻可能比從前更有公式可掌握。而美國國內既得利益集團林立,他們的內部博弈,只會通過外部博弈的方式同步進行,當兩場博弈合二為一,對手要如何回應,卻是有危有機。

特朗普的「做deal式」博弈技巧,雖然比科班出身的政客、外交界多了不少商人影子,輿論操控的能力比甘迺迪更強,但其實依然不出以上框架。以美朝河內峰會為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峰會後表示:「美國堅持北韓要明確作出棄核的具體承諾,而北韓對此卻並未有清晰的保證,令談判破裂」,然而佩洛西卻是特朗普的頭號政敵之一,在美朝談判的角色,一如軍方之於古巴導彈危機;至於部份美國商界在中美貿易談判期間發放的訊號,亦可作如是觀。

小詞典:格迪斯(John Gaddis1941-

美國殿堂級歷史學家,主要研究冷戰史、大戰略,德州大學博士畢業,在俄亥俄大學以冷戰研究成名,後加盟耶魯大學任講座教授,也曾獲普立茲傳奇文學獎,代表作包括《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等,著作被不少大學列為冷戰史的教科書。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5月13日

延伸閱讀:中美貿易戰期間,重讀《The Art of Deal》

發表迴響

Up ↑

%d 位部落客按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