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中):香港進入新冷戰戰場的九點連鎖效應

上週談及香港《逃犯條例》的國際關係視角,然後形勢每日改變,最終還是出現人命傷亡,令人哀痛。條例最終雖然沒有硬推,但正如上文所說,無緣無故樹立了內外太多對立面,不可能像沒事發生過,事實上,爭議期間引來的國際連鎖反應,早已不能回頭。香港的反《逃犯條例》群眾活動,聯繫跨立場、跨階層、跨世代,這比例的人數史無前例,不是任何「外國勢力」足以煽動的;反而是特區政府推出《逃犯條例》,偏偏出現在中國外交上最錯誤的時機,令全球都把香港當作最方便的「政治提款機」,北京莫名其妙輸掉一場戰役,可謂人算不如天算。在過去一段時間,曾通過不同渠道,嘗試對有關人士分析以下情況,不見得能有即時回應;只希望無論大家甚麼立場,激情過後,也應明白香港已提前進入國際新冷戰主戰場,對週邊形勢,也有微妙影響。假如連上一波衝擊也沒能妥善應付,未來如何,更難安枕。

一、中美貿易戰,附屬出現「港元狙擊戰」?

不少朋友對《逃犯條例》為何在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時刻推動大惑不解,因為即使沒有《逃犯條例》,香港早就具備成為國際金融大鱷狙擊目標的條件。事實上,中美「貿易戰」的重點從來不是字面意義上的貿易逆差;真正的貿易出口,也不是美國經濟的主菜。美國的真正「出口」其實有三︰一是「美元」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要結算貨幣,二是「美債」作為釐訂「零風險」投資的標準,三是「美式金融」作為企業融資及金融管治的框架。因此維持美元在國際社會強勢、而且是人為的強勢,才是美國繼續稱霸的本錢,即使從經濟層面這可能犧牲若干本土貿易、與全球貿易穩定,也不是特朗普所在意。

香港作為特區對中國的最大價值,就是和美元聯繫的港元,以及被美國承認的單獨關稅區的身份。因此能夠在不大規模改變內地金融及外匯管理結構下,協助內地企業「走出去」,在金融市場吸納外資或發美元債。反過來說,也因為香港金融制度同時兼負美國、中國以至本地金融貿易要務,自然也是負擔兩國三地的政治及經濟危機,有著被衝擊的原罪。不少金融界朋友對對沖基金負責人Kyle Bass兩個月前的一篇警告「港元-美元」聯繫匯率早晚崩壞的文章印象深刻,無論是否認同那文章的觀點、能否洞察他希望製造self-fulfilling prophecy的可能性,大家都忽然記起一個事實:香港回歸後的金融風暴,當時索羅斯如何在包括香港在內的亞洲各地攻城掠地。當時還是純粹的投機市場行為,但今天多了中美貿易戰的國際層面誘因,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前景憂慮,還有自顧不暇的國家經濟,國際財團自然會考慮沽港元、買美元以求轉移資產及平衡風險,香港的外匯儲備是否足夠應付,就由二十年來的偽命題變成真命題,也令投機分子有可乘之機。美國昔日如何對待日圓、1999年空襲科索沃對歐元有何影響、然後怎樣以美資低價收購有價值資產,這些歷史,應該溫故知新。

因此,無論有沒有《逃犯條例》,在國際大形勢下,針對港元的新一波金融風暴,本已可能隨時出現,欠缺的,不過是一個合理化的理由。修訂《逃犯條例》所帶來的司法、人權等議題信心衝擊,以及其他國家對修例的反應,正好完美填充這個答案。即使今天暫援修例,過去一周為香港社會帶來新一道,甚至是最深一道的信心傷痕,也為國際炒家預演未來,將香港的脆弱暴露於人前。這是筆者最擔心的危機。特區政府唯一應該做的是與民休養生息,暫緩發展計劃,全力備戰,這才是國家與人民賦予的責任。

二、「MFN模式」:美國未來的恆常「香港牌」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美國國會議員再次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而這法案其實年前早就被提出,只是一直被按下不表。以筆者從美國政壇得到的資訊,關鍵一來是美國媒體對法案未有持久興趣,二來是某提案人家庭有其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三來在道德高地以外缺乏美國人直接利益攸關的切入點,所以昔日表了態,就「暫緩」推動法案。

但《逃犯條例》修訂,將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拉下水,令其在港公民被條例涵蓋,加上港人因修例所衍生的大規模和平遊行示威、激烈肢體衝撞,令美國政客及媒體找到關注香港的一切動機,由理想、到現實、到文宣層面,無一遺漏。更重要的是,不論是共和黨內以至在野民主黨,均可透過這張由傳統精英建構的「香港牌」,與走「反精英」路線的總統特朗普較勁。提出法案的盧比奧,上週大力表態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的美國「三號人物」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提出修改《香港政策法》的克魯茲,都是特朗普在黨內外的主要政敵。反而特朗普上任至今反而對打「香港牌」十分克制,一來他當年在香港的經濟活動,可能還有外界不知道的後續,他曾提名在香港工作25年的基金經理Philip Bilden為海軍部長一事,始終是一大懸案;二來他對付中國已經有一手滿滿的牌,結果「香港牌」就讓國會主導,也符合一直以來港台事務的主要法案均來自國會的「傳統」;三來特朗普的「前國師」班農除了是另類右派舵手,另一個身份正是買空賣空的華爾街精英,和剛才談及那位唱淡聯繫匯率的Kyle Bass還是友好,與現於美國的爭議內地富豪郭文貴也是盟友,假如他有份操盤「香港牌」,恐怕不會像國會議員那樣打「開口牌」,只會製造突發危機。修訂《逃犯條例》,讓「香港牌」不但成了中美關係的「明牌」,還捲入了美國精英的內部明暗角力,未來麻煩,只會無日無之。

從法律層面,《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假如通過,最大關鍵是提供了一個國會每年審查香港自治狀況的條件,去確定是否更改把香港與內地差別看待的《香港政策法》;也就是當美國有需要時,每年都可以打「香港牌」製造經濟、信心危機。情況對一些有一定閱歷的讀者而言並不陌生:上世紀九十年代時,美國每年均以香港牌作為衡量中國能否享有「最優國待遇」(MFN)的條件,也就是兩國每年都要循例講數,當年學者稱為「MFN模式」,分別不過是今天被審核的是香港而已。

  • 美國重組後的「印太-香港」領導班子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美國公佈了一批和香港相關的任命,首先是新任美國駐港大使史墨客(Hanscom Smith),取代以經貿為專長的現任總領事唐偉康。正如本欄多次講述,因為歷史原因,美國駐港澳總領事級別等同大使,直接匯報華府,選擇這時候公佈新人選,很難不令人有宏觀聯想。史墨客是懂普通話的中國通,有留學日本經驗,是公開出櫃的同志,伴侶呂英宗是台灣人,曾在上海總領事館工作,這份履歷屬於「印太戰略」時代的外交官新貴,未來美國只會更把香港放進整個「印太」框架考量。還有新任副總領事侯偉業,在回歸初年就曾在香港工作,也有在波斯尼亞這個另類「一國兩制」處理美國利益的經驗。

不過最重要的還是此人:相當鷹派、職業軍人出身的史迪威(David Stilwell),終於在三日前獲國會通過,成為新任處理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也就是負責整個區域的最高層。筆者在夏威夷East-West Center當訪問學人時與其為鄰房,曾拜訪其像是軍事博物館的辦公室訪問,一言以蔽之,他是以軍事戰略處理外交的典型,戰略思維和外交官出身的傳統精英完全不同,訪問時他就對我說,在自由派外交思維主導的East-West Center,他幾乎是唯一的例外。美國印太戰略人員,正式在「後《逃犯條例》時代」埋班,香港未來再嘗試獨善其身,恐怕不可能。

四、印太時代,日本逐漸成形的「台港牌」對特朗普的博弈

特朗普的「印太戰略」,主要拉攏印度、澳洲、日本等亞太大國構成一個中國包圍圈,並以東南亞為樞紐,而在歷任美國總統當中,他大概是最沒有顧忌支持日本所謂「普通國家化」的一人。上月特朗普訪日時,登上日本自衛隊准航母加賀號,明言加強美日軍事合作,目標明顯是中國、北韓;但與此同時,其實美日也在進行自己的小型貿易「摩擦」,特朗普一貫是一手軟、一手硬的討價還價。日本安倍政府希望美國加持「普通國家化」,也不願意在貿易層面過份退讓,就需要顯示其他價值。因此,日本和台灣的特殊歷史淵源,乃至日本與香港的緊密經濟、文化關係,都成了日本政府的備用品。

客觀而言,和歐美政府相比,日本政府對香港《逃犯條例》的官方發言十分克制,一來是中日關係剛有改善跡象,二來G20峰會於大阪舉行在即,日本有自己的主場考慮,不願橫生枝節。但2014年以來,日本民間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高,「香港研究」在日本逐漸成為一門顯學,例如筆者的一位日本學界朋友最愛唱達明一派的廣東歌,對香港之熱愛想當澎拜,這類日本「香港通」越來越多,慢慢凝聚了一個圈子。這次《逃犯條例》爭議期間,不少香港網民對「條例通過後,日本可能不再給予特區護照免簽待遇」的猜測最緊張,而日本在香港的企業辦事處數目僅次內地,存在一定槓桿效應。相對於「香港牌」,日本的「台灣牌」則十分積極,這也是美日聯盟默契的一部份,這次修例卻令日本政客想到「兩牌合一」,並有地方議員參與了關於香港的聯署,除了是增強自身影響力,也是用來和美國的經貿談判討價還價。此例一開,也難以回頭。

五、中國「聯歐制美」戰略下,德國領導歐盟的「價值觀對沖外交」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德國於去年原來已給予涉及年前旺角案的兩名香港青年難民身份,引來特區政府高調批評;坊間對德國此舉應否進行有兩極意見,但我們應注意的是這事適逢此時被公佈,固然是二人的主觀意願,但客觀上更配合了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在中美貿易戰的策略:「歐洲式對沖」。

雖然美國政府多番要求盟友配合其針對華為的舉措,但歐盟各國面對5G時代,明顯希望在中美兩大勢力之間遊走,不願全面與美國合作,保留了讓華為進入市場的大量空間,同時也暗中鼓勵像諾基亞那樣的品牌乘虛而入,分一杯羹。以上政策純粹利益主導,但缺乏了一個漂亮框架;德國默克爾上台初雖然決意走「價值觀外交」,但自從習近平訪德簽訂大量訂單,這調子本來已輕輕放下,直到庇護劉曉波遺孀劉霞才重新被舉起。由於以德國為首的歐洲大國知道中國需要在經貿、科技戰層面拉攏他們,自然希望得到更多經濟實力,但也必須和國內輿論、國際盟友交代。於是重啟「價值觀外交」,顯示自己不是只要「發大財」,就成了一個辦法。北京為「聯歐制美」投鼠忌器,兩害相權,對德國為首的「價值觀外交」只能以更寬鬆態度對待。由於涉案二人本身也是香港「逃犯」,在歐洲傳媒眼中,評論《逃犯條例》卻又天經地義,經過一輪訪問,無論北京、港府多麼不願意承認,他們在西方媒體配合下,逐漸得到了國際話語權,脈絡和五年前黃之鋒成了國際風雲人物,如出一徹。

從歐盟而言,「香港牌」也同樣如美國一樣,捲入內外明暗角力︰在社交媒體支持香港反修例運動的伏思達所屬的政團「ALDE」,正傳出與議會內第一大黨團歐洲人民黨協商,後者醞釀支持伏思達成為歐洲議會議長,換取ALDE支持人民黨提名的韋伯,出任歐盟委員會主席,屆時歐盟和香港的互動,可能更頻繁。歐盟3月發表的對華外交政策戰略文件,表明歐盟將中國視為挑戰歐洲核心價值的對手,也提到香港的高度自治需要得到尊重,而正是這些高調的價值觀表態,令德國等國對封殺華為態度曖昧,不致於成為西方輿論眾矢之的。何況高調反《逃犯條例》修訂,除了為歐洲提供了「不是親華反美」的表面證據,掩護另一面的對華務實政策,還在特朗普不重視價值觀之際,重燃了歐盟作為「道德規範力量」的方針,也可要求參與「16 +1」框架的歐盟成員國歸隊。

六、僑民外交:借《逃犯條例》爭議突破《維也納公約》規範的駐港外交官團

駐香港的各國外交官極多,境內有62所總領事館、61所領事館,如此陣容,為中國首都北京以外的任何地方所無。但他們對評論香港內部事務一直想當克制,北京以往也對這方面把關很嚴,例如曾在吉爾吉斯鬱金香革命期間擔任美國駐該國大使的楊甦棣(Stephen Young)後來到香港擔任總領事,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就曾以違背《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評論香港內部事務為由,對其發出警告信。但《逃犯條例》爭議是一個極罕有的機會,讓這些外交官找到評論香港的理由,因為條例直接涵蓋他們本國在香港的公民、商會,以這出發點評論屬於他們基本責任,就有了迴旋空間;據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將集體和他們會面釋除疑慮,原因之一自然是特區政府在《基本法》框架下能說的層次,根本不為對方感興趣。特區政府似乎並未為意當一條本地條例涵蓋外國商人、僑民,這就早已超出了純法律問題,而是開啟了一個危險的潘朵拉盒子,因為「保護僑民」是國際關係界眾所週知的「萬能Key」,很多本來可以歸類為「干涉內政」的行為,有了這個合理理由,就變得冠冕堂皇,例如美國干涉委內瑞拉是保護僑民、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是保護僑民而起、中國駐各地大使館近年也加強了保護僑民的宣傳。

更重要的是,這次各國大舉評論香港開了不少先例,除了歐盟各國集體行動,英國、加拿大也是由兩國外長罕有地對香港發出「聯合聲明」,暗示了英國脫歐後啟動「英加澳紐小英聯邦」的可能性,這是借香港來進行其他外交工作的範例;其他外交官在上個月內的合縱連橫案例,似乎還有不少。《逃犯條例》爭議期間,由於特區政府始終未能成功釋除各國疑慮,乃至越描越黑,駐港各國領事之間卻因為需要直接交流而產生了更多工作關係。這個領事團的重要性在回歸後二十年首次被激活,假如沒有一條涵蓋世界各國所有國民、又引起本地大量爭議的草案,是幾乎不可能的。

七、台灣選戰前,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

台灣當局一直對直接介入香港事務十分克制,沒有意欲、也沒有能力,關心的只是借香港影射台灣現狀「抽水」。但「逃犯條例」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雖然矛盾重重,任何官方發言都言必台灣,卻意外令台灣當局得到評論香港的話語權,還為執政民進黨得到反擊北京的黃金機會。習近平主席年初的新年對台談話,明言以「一國兩制」、「香港模式」為統一楷模,自此香港成了台灣選舉的重要參考對象。蔡英文本來民望已跌至谷底,台灣朋友不少認為她連任無望,但通過連月來打的「反一國兩制牌」,加上各種坐擁行政資源的選舉手段,民望卻又極戲劇性回升,尤其是利用《逃犯條例》爭議宣示了堅定立場,找回人氣,在黨內初選期間,不時化身香港事務評論員,除了逆轉勝擊敗對手賴清德,還順道打擊了早前曾與林鄭月娥會面的主要對手韓國瑜。國民黨本來並不願高調批評「一國兩制」,但《逃犯條例》一出,黨主席吳敦義也不得不說「一國兩制全是虛言」以回應台灣民情;還有另一北京接受的候選人大款郭台銘,也在個人Facebook表示以「張開雙臂爭取港人移居台灣」為政綱;恐怕未來任何台灣政客肯定「一國兩制」和香港,都會成為票房毒藥。雖然不能說蔡英文勝出初選全靠香港,但「香港牌」肯定具有發酵民情的明顯作用,香港內政能影響台灣民情至此,也是史無前例。假如《逃犯條例》不是堅持以陳同佳案為「官方初心」,台方輿論不可能發酵至此。

由於陳同佳案這個藉口被發揮得淋漓盡致,理論上,日後依然需要與台灣當局商討對策才能「彰顯公義」,也就是賦予了台灣當局一個沒完沒了、可循環再用的選舉議題,「蔡英文或成最大贏家」,北京精密的對台部署,假如因為這件事破局,很多工作又要推倒重來。另一方面,台港關係近年本已相對制度化,但這次爭議,也連帶令雙方「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功能、以及其他半官方組織的功用大減,這些年來令港台關係半制度化的努力,就算不是一筆勾銷,同樣要重頭再來。

八、內交:假如香港不能協助「走出去」,由澳門到大灣區的連鎖回應

由於上述結構性轉變,導致中國能否長期利用香港「走出去」存在不確定性,北京必然有幾手準備。在國際關係角度,香港、澳門作為中國境內的兩大特區,有其明確分工,就是分別作為能與國際(特別是英美社會)完全接軌的地上、地下金融中心;官方定位澳門為「世界旅遊悠閒中心」,事實上只是檯面上的功能而已。這樣的結構分工,在世界並不罕見,例如筆者曾考察的塞班島,主權屬於美國、容許中國國民免簽入境、境內容許賭場運作、本土人口不多,基本上就是「澳門模式」。一旦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受影響、或港元-美元聯繫匯率不再,中國境內要吸引美元還有哪裏?就是澳門。澳門的重要性增加,而澳門政局相對穩定可控、「外國勢力」(特別是中國極希望拉攏的歐盟)的存在,也早有制度及默契,可能會得到意料之外的機遇;甚至更多擴大澳門行政版圖的「橫琴模式」,會以不同方式被考慮;而洽談中的賭場續牌花落誰家,也可能根據大格局有一定影響。值得注意的是,在《逃犯條例》一役,和香港特區沒有引渡條例的澳門,因為一位富豪的戲劇性介入,其實間接扮演了極關鍵角色;澳門本身也沒有通過與內地的類似條例,年前澳門政府懸崖勒馬,大概因為其地下經濟的國際元素只會比香港更受條例影響,這也是澳門政府罕有比香港政府更有國際視野之處。有了香港這次經驗,在可見將來,澳門的國際地位反而可能比香港更穩固,甚至可能像在二戰期間那樣,成為新冷戰的緩衝區。

此消彼長之下,香港的國際身份一旦弱化,或單獨關稅區、週轉美元的功能被廢止,削弱香港三大中心的國際地位,也難免直接影響整個「大灣區」的規劃。中山、深圳、廣州本來就對香港獲得例如「港人港稅」等「特權」頗不滿,部份民族主義者也認為香港的重要性每況愈下,更成為外國勢力影響國家穩定的負累,勉強忍下去,就是因為香港的國際身份能夠互補;假如沒有了,香港在大灣區也沒有了分工,上述這些內地城市的官員會如何看待香港,不言自明。未來「內交」層面,香港恐怕會更弱勢,比起前三任特首年代,不可同日而語,而其他城市藉此向中央游說不要「厚待」香港的工程,恐怕已經開始。

九、李顯龍接班人的機遇:中美新冷戰戰場撤離新加坡

經此《逃犯條例》一役,香港直接走進中美角力、新冷戰的核心戰場,卻間接令一些本來有機會成為戰場的地方鬆一口氣,乃至乘機獲利,最明顯的例子是新加坡。數年前,自從新加坡在南海主權爭議表態,中國一度打算以新加坡為突破口,期間發生的香港「裝甲車事件」、新加坡以「疑似情報行為」驅逐華裔學者離境、傳出中國資助興建「克拉運河」取代馬六甲海峽等事情,都令朝野大為緊張,擔心李光耀以來的「大國對沖政策」失靈,被逼要在中美之間明確靠邊站;屆時一旦局勢不穩,又可能直接影響國際金融企業的投資意願。這正是李顯龍在今年香格里拉對話發言的精髓:大國不要逼新加坡選邊站,下一句沒有公開說出的,就是「開戰請到其他地方吧」。結果香港《逃犯條例》爭議一出,整個地緣政治的壓力都轉移了在香港,相信在可見將來,新加坡的壓力會驟降,也不用再擔心成為中美新冷戰主戰場。而且不少金融界朋友告知,在過去數月,確有基金帳戶從香港撤退到營商環境最接近的新加坡,數目還不少,一旦形成氣候,雖然不一定傷及香港根本,卻會令新加坡的「亞洲首席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更鞏固,同時也令擔心新加坡成為中美磨心的市場憂慮,一掃而空。執政人民行動黨渡過了過去數年頗有暗湧的危機,李顯龍盛傳的接班人、現任副總理、財政部長王瑞杰可以視之為政績宣傳,也能夠一方面高調對華友好、另一方面乘北京無瑕他顧,鞏固美國保護在國內的存在,順利接班,幾無懸念。

此外,還有涉及世界其他地區的一些觀察,篇幅所限,就不詳細列舉。總之,無論「初心」如何,這個案例,將會成為國際關係蝴蝶效應經典教材,一件最初不為任何人注意的事,經過連串失誤,除了逐步發酵為回歸以來最大爭議的本地大事,因為打擊面太大,超越了傳統反對派的同溫層,觸及整個香港商界、保守專業人士階層的憂慮,然後觸動國際神經,配合當下複雜的國際形勢,進而影響了全球地緣政治,一名作行政決策的香港人,有如此國際政治影響力,也是史無前例。已經走不回頭的香港,面對這個國際形勢,已經沒有不調節原有政策的可能,但具體又可以如何?(下篇待續)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6月17日

延伸閱讀:從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由正和遊戲變成零和遊戲的悲劇,還有出路嗎?(上)

6 thoughts on “從國際關係閱讀修訂《逃犯條例》(中):香港進入新冷戰戰場的九點連鎖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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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灣連韓國瑜都狂喊over my dead body。一國兩制應該是徹底破功了,中共損失慘重。這個事件告訴我們豬隊友的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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