軟威權半民主政體: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逃犯條例》爭議期間,有學者指出這是香港作為一個「軟威權半民主政體」(soft authoritarian, semi-democratic)自製的「完美風暴」;既然風暴來了,這個「軟威權半民主」政府的對策,據說是構築「大平台」讓各方對話。但邏輯上,這是完全不成立的,因為香港並非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新加坡才是;香港不過是一個「威權政體featuring民主成份」的奇怪實驗,屬最不理想的政治體制,既沒有威權、民主各自的好處,卻又齊集兩者的弊端,因此所有人無論是「藍絲」、「黃絲」,都不快樂。根據政治正確原則,新加坡作為主權國家,自然不能和香港特區比較;但根據這原則,世上任何地方和香港比較都是犯禁,特區政府的官方文件,就不時充滿這類比較,我們落到今天如此境地,總不能再庸人自擾。他山之石,總有啟發的。

一、新加坡的真普選,與執政黨的危機感

新加坡經常被批評為威權政體,原因是政府「依法治國」操控生活不少層面,這正是讀法律出身的李光耀當年精心設計。例如對媒體、公民社會、工會和言論自由,新加坡法律都有嚴格規範,政府主導了輿論,批評政府只要沒有確實證據,很容易被控誹謗,近來又引入針對新媒體假新聞的法規,這一切和西方理解的民主大環境,都有一定距離。但不少筆者在香港的「深黃」友人,到了新加坡,卻感到安居樂業,變成了當地「深藍」,原因之一是說到底,新加坡政府是如假包換、一人一票、沒有篩選的真普選選出來。每一屆選舉,理論上都足以變天。建國以來一直執政的人民行動黨明白,要是施政不受歡迎,無論多少行政手段,都不足以改變結果,加上近年選情越趨透明,每一仗都勝得不易。搞群眾運動起家的李光耀本人從來充滿危機感,他的政黨鼓勵內部競爭,對民意研判從不鬆懈。這和香港特首的權力來源完全不同,這幾任的特首固不待言,即使是有天真的根據「人大831框架」普選特首,他/她也不會有新加坡領袖的危機感,因為既不容易被罷免,又能找到特首之上的國家領導人位置作退路誘因。

二、新加坡政府對大型群眾運動的結構性回應

新加坡對群眾運動管得很嚴,但一旦出現示威、或明顯民情逆轉,政府的回應速度和魄力,卻是驚人的。最明顯例子是2013年,執政人民行動黨不過在補選輸掉議席,加上在2011年大選輸掉一個集選區,又出現了一些針對政府的示威,執政黨就內部研判為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機。官方表面上說敗選原因和物價、民生有關,但群眾示威和社交媒體的不少批判,都在針對新移民,洋溢一片「新加坡本土主義」情緒。結果新加坡的移民政策幾乎一夜間改變,移民新加坡的門檻高了很多,保護本土就業的措施紛紛出台,聘請非本土員工前都要滿足本土化的法律要求,捍衛新加坡本土的文化政策也被推上日程。不像在香港,政府思維只會在立法會「數票」,遊行示威無論多少人參加,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沒有用」的,除非直接影響到議員投票取態(例如2003年二十三條立法),或直接令議會不能有效表決(例如逃犯引渡條例)。背後反映了單一事實,就是香港的立法會並不具備全面反映民意的功能,只是威權政府借「民主元素」為「justification」的工具,這也直接令政府養成「無須理會遊行人數」的惰性。

三、新加坡閣員的「Meet the People Sessions」與真問責

新加坡採用單一議會內閣制,所有閣員都要是議員、也就是要從地區產生,這是李光耀刻意製造的從政階梯,確保任何有意擔任高級領導的人,無論多麼精英主義、「年年考第一」,都要從低學習吸選票做起,時刻留意民情,天天深入群眾,不會太離地;官員不可能不懂得使用EZLink card,李顯龍本人也經常不帶保鑣獨自乘坐地鐵、到大排檔排隊,要是今天的香港特首如此公開行動,則後果堪虞。對不少外間觀察者而言,新加坡議員的每週落區見選民的「Meet the People Sessions」,不過是行禮如儀的接見,但他們的確能較有效掌握民情,例如不少新加坡人對地鐵、組屋、CPF一類政策充滿意見,這類民情很難通過群眾運動傳遞,卻能通過耳語傳到領導當中。忽視地區工作的閣員,哪怕是執政黨的明日之星,也可能遭遇滑鐵盧,最明顯例子是年前意外失去議席的外長楊榮文將軍,他現今倒成了香港常客;而政府也會主動改組內閣,有時是政治原因,有時是年輕化,由於被換掉的閣員依然是議員,也沒有多大震撼,卻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問責制。不像香港,問責制只是向同一權力來源的特首一人「問責」,行政會議成員以不食人間煙火為常態,視「民意」為「民粹」,只會連累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團成為民意對立面。

四、議會「數票」以外的政治藝術

新加坡每次全國選舉,反對黨都有穩定民意基礎,最不堪也有三成選票,全盛期更有四成,只是因為簡單多數制、集選區、傑利蠑螈等操作,在國會的議席才嚴重不成正比。根據這比例,執政黨在國會無論要推甚麼政策,都無往而不利,但因此,政府更意識到「議會票數不代表一切」的真理。李顯龍也懂得利用國會作為宣示包容、民主的舞台,最戲劇性的例子是年前他和弟妹就李光耀的祖屋問題爆發內訌,他主動到國會解說答辯,為處理失當令國民不安致歉,反映國會依然有其功能。相反在香港,由於立法會的分組點票制度、功能組別設計,基本上確保了「行政主導」,政府的議案和新加坡一樣,很難不夠票通過;但政府卻很少思考假如立法會由普選產生,可能所有政府議案都會被否決,也不會從這角度出發,主動對民情作出退讓,更缺乏新加坡執政黨上述「落地」消化民意的機制。香港的選民既完成了投票過程,卻發現投票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反而卻「被代表」了,自然比新加坡的選民不忿;政府既知道權力來源不被完全認受,卻不願意就爭議事項多做一步,處理議會的智慧,更和新加坡背道而馳。

莫再燃燒青春:真正有效的「大平台」,根本無須平台

總之,新加坡才是真正的「軟威權半民主政體」,成功是在於民主並非裝飾的「民主成份」,而是真正具有決策角色的關鍵,具有制衡精英的功能;至於政府的威權性質,其實也得到民意授權,即使未來總有一天由反對黨變天上台,相信也不會改變,那樣新加坡人最著重的穩定,也能持續下去。換句話說,新加坡雖無大平台的形式主義,客觀上,「平台」功能卻早已融入制度中。新加坡不再視香港為對手,總是有原因的。

現在香港的政制則相反,沒有新加坡的嚴密設計,也比純威權、純民主糟糕,本來就只屬過渡安排,根本不成「制度」。這結構性問題一天不改變,任何爭議後的「大平台」,都是徒勞無功的時間虛耗;要改變結構,誰也知道根本不是特區政府能說了算;這樣的「對話」,除了為個別政府官員、中間人、反對派代表得到個人事業機遇,以及不必要的期望落差,對大局毫無作用;而當整個香港的未來一片陰霾,有正常分析能力的人,早已有自己的全球佈局,還有誰會盤算「壽終正寢」的「機遇」?真正的大平台,應該是特區政府代表香港市民,和中央政府爭取符合本地民情的真正權益,據理力爭,這才是作為中央和港人樞紐的應有責任。當本地政情臨界點已過,加上世界局勢大變、金融市場移動、未來科技湧現,假如再以前網絡時代的政治手段、社會撕裂來掩蓋問題本質,也就是特區政府目前所為,下場,恐怕慘不忍睹。

小詞典: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新加坡執政黨,1954年成立,成員大多是在英國接受教育的新加坡中產,1959年成立英屬新加坡自治邦起、1965年新加坡獨立起執政至今,李光耀曾長期出任秘書長(1959-1990),以務實主義、賢人政治、多元種族、亞洲價值觀為四大黨綱。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7月10-11日

延伸閱讀:「沙特一國兩制」:當沙特阿拉伯學者來到香港

6 thoughts on “軟威權半民主政體:為何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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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沈先生,您好!
    本人是内地读者,近日接触到您的文章,受益良多。可对于您关于民情与体制的观点不敢苟同,谨与您探讨。另外,由于本人并非香港人,认知会有偏差,请多指教。
    本人对于香港民情的基本认知是贫富差距大、生活成本高昂和阶层固化使得普通民众失去希望。本人也认为香港的政治需要更多体现民意。但是,如果不审视自由与公平的平衡,即便能够实现制度改良,也无法产生真正的改变。
    在一档纪录片《穷富翁大作战》中,田北辰先生曾经亲身体验底层生活,而他的结论是:社会正极严厉的惩罚不读书的人。田先生的行动令人敬佩,但结论改为“社会正极严厉的惩罚收入普通的人”似乎更为妥当。因为就算认真读书,收入也未必高,职业前景也未必好。而且,若收入不够高,则会面临基本生活支出高于收入的困境(*1)。香港人均收入中位数为15500美元,而人均GDP为53432美元,不仅贫富差距大,而且收入差距也大,收入分配不平均(*2)。导致这种不平均的一个原因似乎在于经济自由化导致财富集中,而社会缺乏为了公平而再分配的意识和方法。换言之,在香港,自由与公平的天平严重倾向自由,而忽略了公平。在商业层面表现为劳工权益缺少保障,在社会层面表现为公民缺少基本福利。本人认为这是导致香港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就本人的感受,这个香港社会并未意识到这一失衡,而是有意或无意的寻找敌人,而这个敌人就是内地政府和内地人。如果继续这种思维,即便实现更能传达民意的制度,也只能加剧建制派和泛民派之间的冲突,使得政务空转,而无法真正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从而解决香港的困难。本人对台湾的政治颇感兴趣,目前看来其内部对于蓝绿争斗导致政府空转、忽略经济民生的检讨值得参考。
    总之,本人非常赞同改革香港的体制,选出能真正为普通民众发声的议员。但是,如果香港的主流思维不从对抗敌人转移到真正改善生活,寻求自由和公平的平衡,这种改革很可能会加剧香港社会的撕裂,更可能会致使政府失能。所以,本人认为如果希望香港更好,需要全社会认真审视自由与公平。最理想的局面是不再有建制派和泛民派,取而代之的是为各社会团体代言并相互尊重妥协的左派和右派。
    以上拙见,烦请指教。

    *1: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776093中snolfaery的回答。
    *2: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776093中Roger Chan的回答。

    1. 西方殖民者曾說:
      若想征服一個民族,先去掉它的文化,若想去掉它的文化,先 [催毀] 它的歷史.
      例子極多eg. 印度,巴基斯坦等其管治精英思想皆西化, 白人裔控制的美洲各國其宗教語言文化習俗均西班牙/葡化,澳州,新西蘭,亞/非洲及很多前殖地國也類似.殖民者掠奪土地,有計劃摧毁原有文化,強迫原住民改信宗教,幾乎滅絕原土著…還有菲律賓,臺灣的日本化…
      正如前納粹希魔也明言: 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從他們的 【學校]】里下手…。
      法西斯頭子竟然和西方殖民者之管治/洗腦手法無異!
      香港逃犯條例修訂所引致社會的分裂,表面上基於恐共/ 中共犯下太多反人性的原罪所賜,實質主要乃民心未有真正回歸.在本地實行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資本主義制度下,港人擁有遊行示威反政府的自由,傳媒幾乎不受約束,愛罵/怎樣罵人都可以.這在英殖時代難以想像.其他因素,因基礎教育政策失控,年輕人普遍不知曉民族苦難史,欠缺中史教育,也未曾經歷先輩艱辛生活所致,他們不懂珍惜,以為幸福是必然的.故正好解釋本港成人和年輕學生價值觀的巨大差異.再者種種自回歸以來未曾解決社會深層次的矛盾,如貧富極懸殊,房屋供應失衡和產業單一化令年輕人沒出路等等.若任由這些不穩定因素累積,遇上反中共勢力/地緣政治衝突的引發,社會哪有不發生嚴重暴亂才怪!

    2. 不是建制和泛民之間的衝突令到政府空轉。而是政府一直重於推行令香港與中國連接的政策,利益輸送各支持的一部分,使香港空轉

  2. 根本無需學術分析,一句講曬,香港(非主權國).邓小平推行一兩制,50年不變乃最佳選擇,因此乃两种制度的暂时妥协.2012 政府欲推行之德育國民教育/ 愛國/民族教育跪低,導致後來社會不斷躁動的惡果.除英殖民地留下西化思想和保留英式教育制度外(從基礎到大學教育)eg.由耶教會主理的各級學校/名校,社會精英的培養形式…這些既得利益者取代了前英殖者而變成為實質管治香港階層.更因英殖的影響力沒有適時被清洗所致.情況有點像臺灣光復後繼續日本化一樣.

    1. 意猶未盡,諸君可以分析比較一下韓國和臺灣光復後,兩國如何清洗由日本殖民統治下遺留的影響力包括國民教育制度,戀日情意結,日奸的處理方法…更因兩者實踐國家意志的力度相差很大,故此做成今日完全相異的結果:韓國全民極之反日本而臺灣年輕人普遍媚日.
      值得香港統治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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