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國黃背心運動:由單一議題轉移至集體不信任

如何處理僵持不下的示威,是世界個地管治的核心議題。不少國際媒體將香港近來的群眾運動,與法國的「黃背心」運動看齊,也有智庫提出特區政府應參考法國政府處理「黃背心」的模式,舉辦「全國大辯論」,直接落區向民眾解釋政策,藉此修補已撕裂的政府—社會關係。筆者並不認為「黃背心」運動的「初心」,與這次《逃犯條例》修訂引發的示威可以輕易類比 ,但法國政府的處理,確實帶來一定啟示。

法國的「黃背心」示威,源自法國油價問題、與總統馬克龍的社會改造計劃,包括提高燃油稅、傾向商界的稅制改革、教育改革,針對的是法國經濟政策的總體傾向,而不是法國政治體制的核心價值。物質分配問題,自然可以物質分配的方式處理,因此當「黃背心」發酵後,馬克龍先後宣布多項針對性讓步措施,如暫緩燃油稅、提高最低工資、撤回低收入人士退休金的加稅等。雖然政府未能完全回應示威者的憂慮及訴求,但至少擺平了部分工會及商界的憂慮,大抵維持了歐洲自二戰後定下的「社團主義」框架,釋除了大部分民眾對體制的整體不信任。

換句話說,維持民眾對體制的基本信任,是法國開展「全國大辯論」的目的。由於不同的社區辯論,會各自設立一些討論議題及焦點,好讓辯論有所聚焦,從而以「參與」及「直接民主」的方式,重新整合已撕裂的社會。但當政府未能取信於民,未能以有效方法回應民眾一些較易處理的訴求,就容易失卻民意對政權的根本支持,那怕是所有行動看似「依法」,但對不少民眾而言,行動卻不會「合理」,因為政府早已失去認受性:例如議題設定會被視為「篩選」,可發問人選會被視為「造馬」,選擇性出席地區論壇就是「閉門造車」。法國政府固然可以斥責民眾「不理性」,因為在社會「無stake」而想「攬炒」,但政府本身是否錯失修正問題的時機,卻是公道自在人心。

近日在法國,「黃背心」運動有重新聚集的跡象。其中一個原因,是黃背心運動開始與警方濫權、種族問題有機整合,事緣6月一名法國白人在一場音樂會中,因逃避法警的催淚煙墮入河,不諳水性而溺斃。事後法國警方指該男子死亡,與警方當日的行動無關;警方的冷回應,反而激起黃背心運動,與多年受警方「粗暴執法」的巴黎近郊有色人種社區聯成一線。儘管有論者指出部分政客借此「抽水」,例如其中一位「黃背心」領袖Maxime Nicolle 就與極右政黨國民陣線過從甚密,但當單一經濟議題昇華至對警察暴力的不滿、對體制的不信任,最終結果是否如馬克龍所控,實未可知。有民主選舉作壓力筏的法國,尚且要為解決持續不斷的民怨而煩惱,對基本上沒有選舉壓力的半威權政體,除了以武力「制暴止亂」,是否有更好的選擇,也是心照不宣。

小詞典:黃背心運動

2018年,法國全國爆發的群眾運動,起因是抗議法國政府增加燃油稅,但很快演變為各界對走中間路線的馬克龍總統的全面不信任,極右、極左等非主流政黨領袖尤其支持,但核心並無組織帶領,主要依靠社交媒體,成為新世代社運的典型。運動高峰時有數十萬人參與,警方鎮壓造成十人死亡、百多人受傷,至今尚未完全平息。

信報財經新聞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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