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香港做到的,新加坡做不到。

很久沒有捲入香港社會,直到這場捲入全民的運動而改變,例如早前關於政府「對話平台」的評論,受到不少朋友關注,想不到傳來訊息的朋友,包括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當時他勸我應該走入制度,改變政策,因為特區政府需要真正冷靜客觀的指導;我笑說香港政府這方面的能力、和真正自主的空間,遠比不上新加坡政府,只能各自爬山地促進改變,但不知他是否明白。談起新加坡,不少人就想到人民行動黨的精英,其實新加坡立國以來,一直有反對黨參與選舉,只要贏出大選,就可以變天;雖然執政黨有種種優勢令天變不了,但新加坡人普遍求穩,也是人民行動黨能掌控大局的一大原因。吳明盛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但並沒有加入人民行動黨,而是進入了一系列反對黨:先是代表老牌工人黨參選,然後成為國民團結黨總書記,再自己創立人民力量黨,雖然從未成功當選,但一直是監察政府的一家之言。由於有不少家人在香港,吳明盛對香港政治十分熟悉,評論這場運動的視角,也很值得我們參考。

香港群眾運動,成了新加坡執政黨的維穩文宣

「香港這場運動,對新加坡人絕對是眼界大開」,吳明盛開宗明義這樣說。然而新加坡人喜歡穩定,會怎樣評價運動?「對我們反對派而言,確實給予了很大挑戰。新加坡人不會明白出現暴力場面的成因,也不會深究,看見場面就會害怕,假如我們不小心,無限支持香港運動,會大敗;但假如我們批評運動,會被支持者批評為動搖,失去基本盤,同樣會大敗。我能想到的最理想回應,就是我們支持民主,而民主的目的就是避免暴力,促進和平演變,所以我們不相信暴力,在新加坡,只能這樣向民眾論述。」但就算是這樣,他也擔心下次大選的選情,認為「香港牌」給予了執政黨一個很大優勢:「人民行動黨一直提倡『賢人政治』,認為太多民主對社會並無好處。而這次他們會利用香港的暴力畫面,去加強這方面的說服力,新加坡人不明就裡,很容易被嚇倒。我對來屆選情是悲觀的,我覺得所有反對黨加在一起,在選舉可能一席不留的大敗。」

然而作為不時到香港的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自然不會像通過微信了解香港的新加坡新移民那樣,對香港運動的研判,有自己的視角。「其實我看運動的目標還是很精準的,衝擊的都是政府建築物、警署等,針對港鐵也是源自後者配合警察的爭議,這些都是與政權有關;而香港示威者沒有針對任何民居、商舖,沒有打擊不相關的建築物,沒有出現搶掠,從這些層面而言,香港的運動依然是很有紀律的,背後有一個『共識建構機制』,知道甚麼能做,甚麼不能做。當然,隨著事情發展,一切越來越難控制,很容易越走越過。」

為什麼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對民主的追求不一樣,除了因為新加坡政府是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令新加坡人畢竟有了「stakes」,在吳明盛看來,這涉及兩地不同的「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新加坡一直沒有很強的抗爭文化,英國殖民管治並不高壓,脫離馬來西亞的經歷也是被驅逐,不像香港要面對一個強大而制度完全不同的政體,習慣了通過施壓來改變。而且新加坡在獨立以前,民間教育水平並不高,市民習慣了一切由精英管治,直到今天也是,精英主義可是中央集權的前設,這就是人民行動黨強調所謂『賢人政治』的背景。但香港全然不同,早在回歸前二十年,教育就相當普及,民間對民主化的訴求早就生根,封閉型政府根本不能回應社會,人民不再滿足於獨裁換穩定、換生意一類論述,但需要的新社會契約又沒有出現,才出現今天局面。」

只要保住法治,香港依然比新加坡吸引

一直有一個說法,就是新加坡是這場運動的贏家之一,因為香港局勢不穩,不少資金都轉移到新加坡避難,包括好些老牌家族基金。而單論經濟發展數字,香港早已不再跟新加坡這個昔日的「亞洲四小龍」並駕齊驅,人均收入只有對方的一半,令不少新加坡人提起香港,都由學習對象變成揶揄對象。但吳明盛並不認為如此:「香港依然是亞洲最能吸引優質公司上市的地方,新加坡的股票市場相對吸引力低,只能吸引到來自中國的次級企業,他們在新加坡的發展也不很好。香港最強的優勢就是殖民時代遺留的法治,而不是中國的人治或『依法治國』,這是香港繁榮的最大基石,沒有其他中國城市能取代:那些地方沒有完善法治、外資都擔心融資和資本流問題,上海、深圳怎能成為外匯自由流通的國際股票市場呢?還是要靠香港。」

在他眼中,新加坡的法治比香港遜色,這也是香港的最後憑藉:「是的,我們有差不多的歷史背景,都行普通法,但我們把政治文化變成日常運作方面有根本不同。香港起碼有一些民主成份制衡政府,也有三權分立的精神,媒體也相對獨立,不像新加坡執政黨高度集中一切權力,控制了法院、公務員。因此最優質的跨國公司,以往情願到香港,認為那裏更有保障。」既然是這樣,各種國際評級開始下調香港,一方面各種制度性的優勢逐漸「一國化」而備受衝擊,為何新加坡不是贏家?「短期內也許是的,但只要香港能重拾穩定、和市場對制度的信心,證明香港和中國依然不一樣,金錢就會流回來。新加坡的優點與缺點都是高度穩定、但也不會太有活力,只會在香港面對不穩定性時,才能受惠。不過話說回來,林鄭月娥已沒有多少時間剩下來,假如短期內不能解決街頭問題,新加坡的短期受惠,就可能變成長期了。」

作為欣賞香港的國際友人,這場運動的Root Cause究竟如何?通常以英語對答的吳明盛忽然說出一句華語:「當局者迷、旁觀者清」,然後說出他眼中的香港:「香港人是很務實的,新加坡能獨立全靠英國,早在殖民時代就和馬來亞簽署了優惠條款,確保我們的水源和物資供應,一切有了基礎。但香港並不具備這樣的背景,目前只能盡力憑藉中國對香港國際地位的經濟需求,作為槓桿,討價還價,希望中國數十年後自我改進。」漫漫長路,未免有點一廂情願,燃眉之急,又當如何?「短期而言,所謂五大訴求當中,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是肯定需要的,讓雙方的違法行為可以一併處理,才能回復社會的政體信心。而且改革警隊也是一大問題,他們的行為,已經變成香港政府的負資產,但卻成為特區政府維持管治的最大憑藉,這正是目前的兩難。我的憂慮是,假如香港特區政府在短期內,連這兩點民意最基本的期許也處理不了,香港的衝突只會常規化,規模可能變小、卻可能越來越暴力,那時候中國可能真的以武力解決,你看習近平、李克強本人都未有親自評論香港,就是留待任何可能性的發展。就算不是明確的武裝鎮壓,這樣下去,北京也只會進一步加強對香港的干預,破壞剩餘層面的香港自治。那時候,香港一方面街頭不穩定持續,另一方面制度優越性喪失,對外資而言,就是真正的信心危機,那樣香港就不能回頭了。」

後記

「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一樣,都是不能複製的,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角力、金融體系運作,還有處理民情的不同智慧。新加坡反對黨一直存在,而且理論上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是李光耀高明之處:一方面,強調新加坡四週的不穩定,去把「穩定」變成新加坡朝野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讓民意也得到制度上的有效抒發,維持執政黨自我完善的動力與需求,例如年前補選喪失了議席,人民行動黨就立刻「回應訴求」,大幅度改變了新移民政策,這種穩定背後的靈活性,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缺乏的。假如世上有威權與民主作為光譜的兩極,香港現在是缺乏兩者的好處,既沒有威權的效率、也沒有民主的認受,卻出現了兩者的弊端,這和既有效率、又有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模式恰恰相反,這也說明了何以兩地民情越來越落差。吳明盛身為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對上述模式自然心中有數,但依然願意承擔反對派的角色,因為到了最後,他們都有很強的新加坡人認同。但此刻香港,當近年民調越來越顯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越趨切割,似乎連新加坡這種各派最後大和解的空間也逐漸失去,社會矛盾種種Root Cause又被按下不表,吳明盛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何嘗不是我們的憂慮?

明報副刊2019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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