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謀:《禁蒙面法》與《緊急法》下的語言偽術

香港將會怎樣?這問題困擾著每一個香港人,而大方向現已十分清晰。休眠近五十年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終於在「止暴制亂」之名解封,打響頭炮是以《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權力,訂立《禁止蒙面規例》,據說希望透過禁止在公眾場合及活動「蒙面」,歇止近日不斷升溫的暴力行為云云。相關條例是否違犯《基本法》下香港市民遊行集會的自由,日後的司法覆核案件,自有裁決。值得注意的反而是,這次緊急立法既是研究語言偽術的範本,也是學習何謂「陽謀」的真・國民教育。

《禁止蒙面規例》的「安全化」偽術

不少朋友以往對「建構主義」頗有微言,認為難於應用,其實政策應用機會不少,例如哥本哈根學派提出的「安全化」(securitisation)概念,就是建構主義、現實主義與公共政策的應用結合。

所謂「安全化」,指的就是透過不同層次「語言行為」(speech act),將一個概念,建構成「安全問題」或是「安全威脅」,從而落實某些具針對性的政策方向、政策目標。傳統現實主義通常把「安全」問題,集中在物質世界的安全威脅,例如一國軍力的多寡、戰爭科技的革新、領土邊界的(潛在)衝突等。但哥本哈根學派的安全研究,則將「國家安全」視為一個形而上的建構過程,原因是「物件」本身是否「安全威脅」,會否構成「安全問題」,不在乎客觀的事,只在乎主觀的心。正如美國支持「天賦槍權」的組織,往往強調槍能殺人、也能救人,因此「私藏軍火」並非「安全威脅」,一些不合乎擁有槍械資格的「偽美國人」– 即非裔、華裔及拉美裔美國人 – 擁有槍械才是真正的「安全威脅」。

按照上述的「安全化」邏輯,《禁止蒙面規例》,就是將「蒙面」視為當下安全問題的根源,因此禁止蒙面,理論上可以「止暴制亂」。特區政府的「語言行為」演繹,是指因為「蒙面」令示威者認為自己的身份無法或難以辨識,有恃無恐地肆意破壞,對香港廣大市民及財產構成安全威脅。而要「止暴制亂」,政府就要將「備以有用」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緊急」使用,以最快有效的方式,讓社會遠離暴力,回歸平靜。最諷刺的是,聰明的特區政府已留下尾巴,直言他們也不能估計立法後果,因此會考慮《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內賦權的「其他範疇」:很重要所以說三次,「其他範疇」、「其他範疇」、「其他範疇」。明白沒有?下一個會被「安全化」的,會是傳媒、教學機構等傳統公民社會組織,還是連登App、Telegram等新型網絡公民社會的核心應用程式,可自行測度,但自然這些名字的污名化,就是另一個「安全化」的建構過程。

同樣的建構,本來在公民社會內部同時出現。對公民社會而言,「被安全化」為安全威脅的「對象」,卻是示威者與警察的分別︰同樣是「蒙面」及難以識別身份,同樣強調措施會令施襲者/執法者因為難以辨別身份「無後顧之憂」,理應按照相同的政策路徑去處理。但保安局局長的回應,卻是在「現行機制」下,已有足夠方法辨別警員身份,因此警務人員仍可在執勤甚至「疑似執勤」時「蒙面」,或抹去常用的辨別方法。借用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師兄的觀點,假如訂立《禁止蒙面規例》的考慮是會否妨礙警務人員辨別身份,那示威者是否「蒙面」就不是重點。反正根據現時的《警隊條例》,警務人員可在有合理懷疑下要求市民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現行機制」成之有效,以《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方式立《禁止蒙面規例》的迫切性,也不存在。但假如歇止因「蒙面」所衍生的違法行為,才是《禁止蒙面規例》的考慮,那是否禁止蒙面同樣也不是重點。正如721不少元朗施襲者的面容均曝露在鎂光燈下,蒙面與否,對他們而言不值一晒;另一方面,「現行機制」下已有足夠方法辨別警員身份也不是重點,因為按照《禁止蒙面規例》的「安全化」路徑,只要一蒙面,任何人都會變成暴徒,要終極的止暴制亂,就應該包括警察在內的每一位香港市民在公眾場合,均要以「真面目」示人。何不一視同仁,已超出法律問題。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去安全化」實驗

最令人擔心的,並非《禁止蒙面規例》的「安全化」問題,而是整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去安全化」實驗。《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從來都是昔日殖民地政府將一些社會問題轉化為「安全問題」的非常手段,例如1949年強制收回邊界土地;1950年因硬幣缺市而禁止市民囤積硬幣;1967年因英鎊問題強行放假一天;六七暴動期間多次以《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權力,拘禁左派人士或將其遞解出境;1973年突然引入夏令時制度等。但這些畢竟是「特事特辦」。

但觀乎行政長官在記者會的發言,卻有意無意地,將整個《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去安全化」及「去緊急化」,例如強調《禁止蒙面規例》是附屬法例(subsidiary legislation),因此是「先訂立,後審議」,以及多次強調行使《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不等於香港現已進入「緊急狀態」。先說後者,假如行使《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前提,不是香港已是或即將進入緊急狀態,而是當涉及「公眾安全」及「公眾利益」時,特區政府便有權以《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立法。

這樣的解釋,是直接回到北京的基本紅線,即「香港問題香港內部解決」,畢竟要進入「緊急狀態」的法理基礎,相對明確的是引用《基本法》的第18條,即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香港是否進入戰爭狀態及緊急狀態,並「將有關全國性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但這種沒有緊急狀態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立法,背後所指的「公眾安全」及「公眾利益」是甚麼,以及行使的時間多久,那是特區政府有責任向社會大眾解釋的概念。否則,社會瀰漫的「白色恐怖」氣氛,擔心香港進入沒有宣布戒嚴的戒嚴情況,沒有宣佈緊急狀態的緊急狀態,都會成為事實。

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不斷以「附屬法例」的方式,強調《禁止蒙面規例》與《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法理關係,強調《禁止蒙面規例》是「先訂立,後審議」的一般附屬法例,借此證明現時的立法方式是合法合理。但一般附屬法例的目的,在於在本體法例下提出更仔細的行政措施,技術資訊及行政程序,例如在上屆會期通過的附屬法例,包括《空氣污染管制(船用燃料)規例》、《2018 年小額錢債審裁處 ( 費用 ) ( 修訂 ) 規則》等。附屬法例的法定權力來源,是源於以「正常程序」訂立的主體法例,其權力行使也不能及不應超過主體法例的權力及範圍。但《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的重點,在於「特事特辦」,單以「行政長官聯同行政會議」便可行使立法權,是否屬於一般理解的「正常法律」?心中有數。假如《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屬非緊急狀態也可行使的「正常法律」,並以此訂立有機會影響個人自由及權利法律,這樣的「去安全化」實驗,自然也可在其他時期行使,影響其他個人甚至企業自由。這樣將《緊急情況規例條例》常態化、隨心所欲化,向國際社會、國際金融機構傳達了甚麼訊息,心知肚明。

說到特區政府的國際視野,盲點更蜂擁而來。先不說其他有反蒙面法的大多是民主政體,制訂反蒙面法時以「正常程序」完成立法,法庭在平衡集會自由及蒙面限制也多傾向前者,所有的「公眾利益」最終也可以自由、公開的選舉調節。最值得參考的案例烏克蘭,基輔政府在大規模示威期間,制定反蒙面法卻換來更多的暴力,最終要主動撒回,行政長官卻表示「沒有了解這個國家的情況」。既然官僚制度從來以先例及案例為師,現時政府卻主動「漠視」接近的案例,一是無知,一是有意。無論哪一個方向,這樣的政府的後續行為,結局均是悲劇無疑,令人不勝唏噓。

沈旭暉/陳偉信,星期日明報,2019年10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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