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月娥訪日賀禮之「東洋戰線」:日本也會醞釀《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嗎?

上週應日本學者谷垣真理子教授邀請,到東京大學演講分享香港最新形勢和國際地位,連同同場的倉田徹教授、阿古智子教授,都是日本的香港通,當日出乎意料的座無虛席,足見近年日本學界、政界、社會對香港的關注越來越多。期間谷垣教授派了她一位來自香港的碩士生接待我們,交談下,深感後生可畏,他研究日治香港如何影響今天的香港身份認同,正正填補了當下理解的空白,顛覆可期。眾所週知的是我一直不鼓勵朋友讀博士,但總有個案例外,他是很適合讀博士的特例,目前的研究方向,也十分切合香港的需要,因為此時此刻的亂世,正是香港涉外關係研究開花結果之時。須知在眾議院已通過的美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草案,最新版本有這樣一條:美國應鼓勵一眾盟國訂立類似保護香港的法案,其中一個被點名的盟友,正是日本。談及日本會否走向這一步,不少認識的日本學者都覺得不太可能、也研究不多,唯獨來自香港的錢君早著先機,認為無事不可能。當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也是在他的同齡人大力游說下才成氣候,「日本戰線」如何開打,自然應該多了解屬於新時代的視角。

美國鼓勵各國盟友訂立《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其實日本版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非無中生有,也不是美國最新版本的草案出現後才有人回應,而是早就有團體提出。該日版法案是由Youth Democracy Promotion Agency、Pnika、Code for Japan的代表理事共同提出的,三個組織的成員都相當年輕,當中以YDPA規模最大,以八、九十後的青年議員、專業人士和知識份子為骨幹,標榜跨黨派、政治中立,以網絡原住民身分,關注政治議題和人材培養;至於Pnika、Code for Japan,則較關心地方自治體議題。」

坦白說,這些團體,即使是日本人當中,除了關心政治的一群,大概也留意不多,但在政壇當中,他們對香港的關注,原來已掀起不少迴響:「6月13日,YDPA已發起聯署,要求日本外相表態反對香港的逃犯條例、及警察對群眾的暴力鎮壓;8月中,三個組織的代表理事共同發起聯署,要求國會議員就『日本版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展開討論。直到9月2日,共有62名現職地方議員、7名前地方議員、10名知識份子及團體代表簽署,他們提到港日間也有《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或許能仿效美國,訂立日版的人權民主法案,雖然聲音還未正式到達國會,但『地方包圍城市』,正是日本政壇的常見操作。」

那具體而言,他們提議的日版法案是怎樣操作的?「這些團體其實未有詳細說明,因為在現階段,重點是令日本領袖更關注香港,比起具體執行,輿論效果和姿態似乎來得重要。但當然,他們為港人拋出議題,我們也應努力想想。首先,我想1992年的美國《香港政策法》是框架性法案,配合現在的人權民主法案,令操作變得靈活,但仍是以取消政策法為殺手鐧;但日本沒有相關的對港框架性法案,只有航空、投資、刑事共助、租稅等協定,以及給予特區護照優待等零散的雙邊協議。透過日本政府的研判、該些協定和日常行政運作,香港才得到實然區別。假設制訂日版人權民主法案,而終極手段是取消各種協定,放棄對港實然區別,即使沒有框架性法案,也是可以的。但實際上,美國才是國際社會龍頭,她不承認香港,諸國跟隨,對方扣血;日本貿然行動,卻不見得各國會附和,對手無恙,反而自己扣血。」這觀察,正是上月我在這裏分析美國法案為何重要的佐證:一旦美國立法,其他盟友才有了仿效的框架,日本政府屆時無論是否願意、對自身利益有何影響,起碼也不得不回應。

「另一個日本立法的考慮是歷史包袱。假如日本國會高調討論、甚或通過法案,中國大陸恐重掀反日浪潮,按近期中日關係走向,和越來越對華低姿態的安倍晉三,日本是不會冒險的。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香港牌』在日本,可以成為繼釣魚台、靖國神社、南京大屠殺後,一張右翼政客有力製造嫌中情緒的功能卡,而且對日本及國際社會而言,『香港牌』本身沒沾上歷史的血腥和硝煙味,純是法治、民主、自由、現代合約精神的象徵。假設日本有謀士在選舉或想進一步修憲的情況下,以保障僑民、日資、自由、法治等名義打出『香港牌』,刺激中國反日情緒,製造國內一時嫌中的效果,政治家吃『人血饅頭』,那麼『香港牌』便確有其用處。」只是此法凶險,危及中國大陸的日僑和日資的安全,以此刻日本政客的老化和保守化,大概不會、也不應輕易鼓吹。背負歷史包袱的日本如要立法,還得先看美國,並須各國同時制定類似法案,以作掩護。

日本也是香港重要持份者

既然美國做才有效,日本跟隨又有風險,日本還有何動機考慮立法?「中共是何種性質的政權,香港是不是西柏林,中共在香港的行動跟日本在東亞、東南亞,以至世界的利益有何關聯等,他們必須有了研判,才能決定是否在可行範圍內幫香港,還是坐視不理。另一點是金融及企業據點的存活:雖然日本在香港的直接投資額僅佔其亞洲投資的4%,但日資銀行在香港的數量,差不多等於中韓台加起來的,在港日資企業數自2013年大概都排第一。這還未談檯底交易,像近年的《信用詐欺師JP:香港浪漫篇》、《馬賽克日本》等影視作品中,還是經常出現借香港『週轉』的想像,某程度上仍反映現實。假如日本朝野覺醒,明白到香港的真正功能,還是大有可為。」

然而不少對日本官員有第一手了解的朋友,都發現他們對香港的情況不太了解,知華派近年也是親北京專才主導,期待他們改變,會否緣木求魚?「微觀而言,官員及國會議員在公式場合發言拘謹是可以理解的。安倍在G20的關心大家都知,之後如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在北京見到中共中宣部副部長黃坤明,都只能說香港議題希望盡快和平解決之類的說話。不過在非正式場合,用一下香港議題,卻會有利部份政治人物增加人氣。像自民黨的眾議院議員長尾敬,其實已在網台節目討論香港情勢,雖然看來他未有掌握足夠資訊,但他在節目中得知元朗白衫人的存在後,已即時說要把這類電視台不大敢播的資訊擴散開去,亦表示想支持香港抗爭。有趣的是,他本身支持參拜靖國神社,還會親自去釣魚台海域視察的。還有幸福實現黨,他們在國會沒有議席,是小政黨,但早於六月已遊行聲援香港。而他們的宗教背景也是耐人尋味的。當然不只是右翼,連左翼的日共也很關注香港,他們亦有搞聲援運動。地方級別方面,像神戶市會議員,自民黨的上畠寛弘,曾在Twitter批評中國駐日大使館的『香港暴力』影片,『香港』一詞都不用提,就足夠旺場了。若遇上日本選舉,而香港抗爭仍未止息,日版法案的討論,或概括的撐港言行,都有機會令少數候選人加分的。」

日本打「香港牌」的四點建議

假設日本真的有你所說的動機去推動法案,那麼法案具體應如何操作?「我認為即使有日版法案,操作都會跟美版差很遠。首先談雙邊協定,譬如那條《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香港的對日直接投資餘額是世界第八位,日資在香港又有大量業務,林鄭說美版法案損人損己,很易反駁;但如果說日版是損人損己,則不無道理。該《投資協定》是97年6月簽的,日本在1989年亦跟中國簽署同類協定,比較之下,日本跟香港的條約寫明雙方享有知識產權保障,還有仲裁方面,兩份協議都說如一方先授權本地司法機關處理,便不能交予國際仲裁。但明顯若遇爭端,香港司法比大陸的可靠得多。免簽待遇亦然,按2019年6月數據,香港訪日旅客數,除中韓台外,比任何國家都多。貿易懲罰方面,即使港日2018年簽訂AEO(Authorized Economic Operator)制度相互承認協議,方便部份出入口貨物通關。但取消這類協議,在對港維持貿易順差的情況下,恐怕日本損己多於損人,而且港府夠膽的話也可以耍小手段。2004至17年間,香港是日本農林水產物的最大出口地,港府可用行政命令,重新禁止茨城、栃木、群馬、千葉的農產品進口,相反又可解禁福島農產品。還是那句,玩雙邊協定的話,龍頭美國損己可以大大損人,日本損己則不會有相同效果,很不划算。凍結資產方面,日本不是英美澳加,效果不大,但此項具針對性,仍有象徵意義。接著是取消對港輸出敏感技術。按日本政府分類,香港與中國同屬group C,並非『白名單』26國之一,故未見香港之特殊地位。假如執行上對香港的規管較寬鬆,有實然區別的話,那政府內部當然可以調整。」

如果分析正確,那日版法案即使能通過、又要無損自身利益,只能隔靴搔癢,那麼日本還能做什麼?「日本如果想保存香港,或在國內外打『香港牌』取利,現時應化整為零,不拘泥於一條法案:
第一, 民間團體及地方議員要持續討論法案。展示討論姿態也是行動一種。由民間智庫做研究報告,找出可行方案,再向國會議員游說。國會議員可按時機設立超黨派聯盟和研究會,甚至提上國會。除姿態外,亦須實際地預備當各國跟隨美國立法,日本不會落後於人,不跟隨是一回事,但想跟卻缺乏準備的話則未免狼狽。
第二, 禁止違反人權的香港公務人員入境,其親屬於留學、工作等長期在留,以及申請移民時,須跟一般人分開審核。此措施不牽涉整體經濟,針對性強,『香港少數公務人員不能去日本浸溫泉』這點,也難以刺激大陸民眾反日吧,而且「不去日本」本身就非常愛國了。即使日本不敢處罰,領事館及情報組應搜集和整理相關人物資料及其違反人權的證據,建立自己的情報庫。
第三, 向香港長期發出旅遊警示。日本人去不了香港,只會有點『殘念』,卻可刺激國內消費,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第四, 在留卡『國藉・地域』一欄,在『中國』(特區護照情況)或『英國』(BNO情況)後加括弧『(香港)』或直接改成『香港』,這是支持一國兩制的表現。外務省網頁在『港日關係的基本考量』中寫明,香港須要保持高度自治,貫徹法治精神,港日關係才有望繼續發展。故以『地域』去描述『香港』,政治正確,又彰顯日本對一國兩制的支持。而且據說97後初期,一直有寫『香港』的,卻不知何時被刪走了,你懂的。」

那些年的日港關係

比起游散的平民組織及其偶發聲援,除了發起聯署要求討論日版法案外,他們的具體行動,則要更宏觀的視野。「假設一般團體、公益財團,或大型企業研判,完整履行一國兩制有利自身長遠利益,他們須跟港人同步甚至要有超前的視野。坦白一點,就是萬一本土抗爭失敗,香港失去原有功能後的考量。所謂視野,也包含對香港內涵的理解,則支撐著制度的文化和現代倫理,如果他們明白這些內涵的移植和傳續對日本有利,那也是香港求存的其中一條小出路。初步可以增加專為港人學生而設的獎學金,吸引中層及基層人材來日。長遠應考慮設立港人國際學校。以朗誦背記教習中文的嶺南傳統、粵語跟漢文的言文分途、因粵語公用化、實然標準化而產生的,貼近書面語的雅正口語,都是漢字文化圈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應該是擁有深厚漢學傳統的日本所能珍惜的。香港傳統英文學校的現代性格,也能吸引一定的國際系或本地日本人。最後,那天我們在東大的講座,有學者建議以日本為中介平台,供各方對話。如果做到,當然樂觀其成。但親北京的愛國人士願意放下面子,接受日本這外國勢力的介入嗎?香港青年又是否會在明知跟對家講多無謂的情況下上大台呢?感覺在日本建立東亞的香港支援基地,反而貼合近代中日淵源。」

作為新生代學者,就整體的「日本戰線」,他百感交集。「我無疑是傾向同情及支持抗爭的,明白日本內閣官僚只能說些門面話,國會議員不敢多言,但地方議員可較自由表達,學術界盡可能把真實一面呈現和紀錄。日本民間有遊行、捐款、座談會,也有活動家上東京都廳展望層演奏《願榮光》,右翼的櫻花頻道也播出重編後的日語女聲版《願榮光》。無論如何,今次是重新令日本人了解香港的機會。一般平民無意識中感覺中港是有點不同的,但可以說他們對香港毫無認知。牙醫姑娘可以天真地問我香港不是國家嗎,很多人則無故問我台灣的事,因為你講自己是香港人,下一秒會被記錯成台灣人。東大精英也可以覺得港日關係研究好有趣,因為他覺得城市怎麼會直接跟國家比較呢。最普遍的,是直接當你是中國大陸公民。駐港日本領事明知很多港人不喜歡『被說普通話』,但我們每次入境,都被普通話同簡體字招呼,一般商戶更不用說。日本政府各部門有溝通嗎?企業有做市場調查嗎?還是入境旅客排第四的香港仍不足以獲得注意?以待客之道見稱的日本而言實在奇怪,當然跟日本接洽的香港部門也難辭其咎。日本政府應培養更多香港問題專家,遇上像今年的大事,總不能期待單憑中國問題專家,就能提供什麼真知灼見,畢竟香港是另一次元的問題。我想其他國家其實也是相差無幾的,只是我對日本抱有期望,總覺得他們是有能力和優勢,成為東亞中最了解香港的國家。」

後記

曾幾何時,登陸日本是香港、台灣各界的夢想,陳美齡、鄧麗君、翁倩玉在紅白演出,彷如今日GEM走上春晚,但隨著香港回歸、中國經濟崛起、韓劇也取代日劇,日本熱似乎早已淡卻。據說日本駐港領事館本來對林鄭政府頗有好感,乃至幾乎支持《逃犯條例》,幸好有一群新興日本「香港通」出現,才能令官員沒有那麼離地。「我們雙方都沒甚麼邪門的動機,日本需要高質素、具潛力,又擁抱文明價值的年輕人材,香港也需要能保存『香港人血脈』的地方。中國人材很多都能融入文明的日本,善良守法,但部份人有其心中的『國情』,政治人口學而言,畢竟仍拖著中共的長影。香港卻是台灣以外,最能符合日本知識型人材要求的地域:懂漢文善英語,學日文快,價值觀近,學歷及專業資格認受性高。在日本高等教育機構升學,要具12年正規教育學歷,香港轉三三四學制後,來日升學銜接更為方便。日本如能趁機開發人材供應源,現在對香港抗爭的各種善意表態,都能成為精神上的賣點。假如香港立法會全面直選,日本是否能透過支持某些黨派或議員,使自己在中國掌握下的領土中唯一一個普選議會有話語權,現在便是關鍵時刻。牌面上,當然說是為了兩萬多個僑民和千幾間日資的利益,但實際上,也要考慮一下作為東亞民主大國的戰略定位吧。」說來,我也曾在日本的大學短暫交流工作,一直相信日本也是香港身份認同的同路人,漫漫長路,裝備自己,學好日文,也是其時,香港に栄光あれ。

答:錢俊華,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學系畢業,東京大學大學院綜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專攻修士二年,正研究港日關係中的戰爭記憶問題及表象文化。

星期日明報 2019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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