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到底甚麼是 「香港人」?

2019年的香港充滿傷痛,任何關心香港的持份者都急於為香港尋求出路。百萬計市民過百日的示威活動中歸納出「五大訴求」,但當中對未來的想像卻有濃淡之分,不宜化約;香港政府在今秋多次提出希望以真誠對話修補撕裂,惟亦未令本港恢復平靜。無論秉持任何價值,或希望香港往何方邁進,相互理解與掌握事實永遠是高度文明城市解決問題的基礎。

有見及此,「Stakeholders in 2047:香港未來說明書」的參與學者作為香港社會的一員,乃望以學術的客觀與專業呈現香港未來主人翁對香港的想法。本年十月開始,一百多名來自不同政治光譜、崗位的香港學者組成的義務團隊將會分階段訪問於2047年尚在65歲或以下的香港市民,以期了解年輕市民對三十年後他們生活的香港有何想像。在「無前設、能暢所欲言」的機制下,義務學者將訪問一名與他們相互信任的年輕朋友,分享對我城過去、當下以至未來之所想,集思廣益,匯聚成具建設性的前瞻思考。我們準備閱讀的不單是當下的困局,亦包括對未來的祈願。有關成果,初步將於本年十二月以不同形式發表,供當下不同的持份者作思索之用。為盡早向公眾呈現香港未來主人翁的所想,這裏希望先行公開義工學者歐陽佳然(香港專上學院講師)及李國儀(香港專上學院講師)的兩篇訪問成果。

(「Stakeholders in 2047:香港未來說明書」提供)

我們常常聽到「香港人身分認同再創新高」之類的報道,但這些報道的內容通常都是一些quantitative research的研究結果(如港大民意調查),一些數字。但這些數字,只是告訴我們有多少人認同自己是「香港人」,卻無法讓我們理解什麼是「香港人」。

或者我把問題問得再準確一點:

在香港人眼中,構成「香港人」這個身分的「成分」到底是什麼?

2019年爆發的反修例運動似乎能為這個問題提供一些答案。在這場運動中,無論是黃藍兩邊的陣營,也在有意無意間,積極地定義和塑造「香港人」身分。看看網上海量文宣,無論是黃絲的「香港人,反抗!」,還是藍絲的「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我是中國人!我是護旗手」,這些口號和理念的背後,正正傳遞出雙方陣營是如何理解「香港人」這身分。這種理解上的差距,也是讓這場運動走向嚴重對立的其中一個原因。為了一窺「香港人」的真面目,我厚顏無恥地舉手參與這個學者義工計劃,並以煩過唐三藏的程度,跪求阿明(化名)答應做我的訪探對象。

事實證明,唐三藏的「Only you」是有用的,我終於如願以償把繁忙的阿明拖出來問長問短,期望在他的故事裏,找到一些可拼湊出「香港人」這個身分的碎片。

運動裏的角色

阿明是我中學時的師弟,現在是一名社工。一個以自己的創作才能,協助青少年的社工。他的工作詳情就不便在報告中透露,不過阿明的社工和創作之路走得頗成功,成功得讓他能獲大專院校和機構邀請,以嘉賓身分出席座談會。

阿明在雨傘運動時已經走得很前,他「前線」的身分,沒有隨着傘運結束而一起「散場」。在2014到2019年間,他參與很多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動,也常在Facebook發文為社會種種不公義發聲。這樣的一個熱血公民當然不會缺席反修例運動。他支持這場運動,打從很早開始,已經參與其中。當大家都把6月12日當成是這場運動的「第一天」時,阿明的「第一天」是在四月左右。他還跟我說,運動剛開始時遊行規模不大,參與的人數只有幾百人。

我問他,到底什麼驅使他參與這場運動?他第一個反應是:「可能因為我是社工和基督徒吧。」

社工的訓練和信仰的教誨,讓他容忍不了自己無視不公義的事情、拒絕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我常常看見社會有很多不公平的事,而政府一直解決問題的方法,都只是亡羊補牢,例如派錢。這樣子根本無助解決任何問題。後來我慢慢發現,這是制度上的問題,是政府的問題。政府不受人民監管,只保護既得利益者,不保護市民。在健康的社會裏,公民的權利是應該受到保障,但我們的權利卻得不到任何保障。要解決社會上不公平的事,就必須改變這個容許政府獨裁的制度。」

但讓他真正下定決心上前線的,是6‧12那天的示威:「6月12日那天給我印象最深刻,因為大家經過五年後,再一次重返夏愨道。這五年來,很多事情都沒有變,人民的熱情沒變之外,連政府也沒有變,甚至變本加厲。當時警方不停發射催淚彈,要驅散示威者。混亂中,我跟幾個年輕人經太古廣場,退到香港公園,我們就在香港公園觀察下面的形勢,看看可以怎樣安全地離開。從公園可看到整條金鐘道。金鐘道上,一邊是警察,另一邊是示威者。警察施放催淚彈時,示威者害怕地逃走,但當警方停止發射催淚彈後,示威者就走回前線,重新佈置好傘陣,再次站在被驅散前的位置,而那裏仍然是煙霧瀰漫。我當時哭了,不明白為什麼民眾會不斷回頭,不斷大叫「香港人!加油!」。其實那時是很危險,前面一大班警察用盾敲打地面,示威者的裝備又很簡陋,所以示威者其實被煙熏得很辛苦。那時我才發現,原來香港人很勇敢,很有骨氣。那個場景也鼓勵了我,不應該放棄,也不應該置身事外。於是我問自己:我可以如何參與這場運動呢?因為我本身是社工,也是藝術創作者,所以我決定以自身的專長來幫忙。我跟幾名社工自發地組成義務社工團隊,專門幫助前線的年輕人。因為很多新聞說前線有很多年輕人沒錢吃飯、被趕出家。所以我們就做了一些外展的事工,幫助年輕人。」

於是,阿明成為了運動的中堅分子。除了外展工外,他還在網上捐款、捐贈物資、運送物資、在前線做防衛工作、分享網上示威資訊、在網上支持示威者、簽署網上聯署,另外罷工、罷市、遊行、集會、人鏈、拍攝記錄還有採訪及撰文他都做過。他甚至在深夜到警署,協助一些他認識的、被捕了的少年人,還協助他們的家人,並提供法律支援。

不信任觸發反修例運動

對於這場運動的起因,阿明認為根源問題是「信任」。有人失信了,而且不止一次,讓失望的市民只能上街爭取原本被承諾會有的權利:「最直接的原因,我認為是中港矛盾。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一直得不到香港人的信任。『反送中』運動之所以出現,就是因為香港人對內地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所以才不想被『送中』。而這種不信任,是因為多年來一國兩制沒有真正落實。至少在香港人、在我們這群用家眼中,一國兩制沒有得到真正的落實。特別是近年,中央政府不斷干擾香港的內政。而且他們完全沒有憲法精神,只要求人民遵守《基本法》,但他們自己卻可以不守《基本法》,隨意釋法,而且是沒有後果的,他們根本不介意自己有沒有遵守《基本法》行事。於是一國兩制形同虛設。

比較間接的原因,是香港人對香港政府的不滿和不信任。一直以來,人民試圖用不同方法表達對政策上的意見,但總是不被接納。政府在施政上也只是重視既得利益者。為市民發聲的artists會被封殺,企業又不能站在香港人這邊。完全不容許有不同的聲音。這種不滿和憤怒一直累積,就像一個快要爆的炸彈。結果就是今年的『送中條例』引爆了這個炸彈。受壓這麼久後,反抗是很自然不過的反應。」

當問到阿明覺得這場抗爭會持續多久,他嘆了一口氣,面上露出了疲態。他知道這會是一場長期的抗爭,因為他認為沒有退路,放棄抗爭的話只會換來更黑暗的將來:「我當然希望這場運動能快點結束,因為真的很辛苦,壓力也很大。我工作的性質是手停口停的,罷工、遊行和做外展工作到夜深也會影響我的收入。但我明白到這場運動不能就此結束。我們已經沒有退路,若果我們在這個關節眼上喊停,我們的結局將會更悲哀,會被算帳,會被捕,而且很多的付出也會變成白費。我們的代價太大了。所以這場運動可能會以不同的方式持續下去一段很長的時間,我想至少也會持續一年半載吧?說不定或許會持續更長的時間。運動會一直持續下去,是因為很多人都不想妥協。五年前我們輸過一次了。而且很多人對將來都感到很絕望,即使我們現在放棄抗爭,社會也不會因此而變得更好,只會變得更壞。」

所以他認為這場運動不會像傘運一樣輕易落幕:「在傘運時,爭取不到雙普選,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並不大。但現在,別說是普選,人們連基本的權利和自由都受到蠶食。而且這場運動爆發出來的那股氣勢實在是太強了,若果沒有任何實質回應,整場運動不會突然平息。」

反修例運動的本質

那麼,在阿明的眼中,這場修例所帶來的風波,到底是場運動、暴動、還是革命?

「對我來說,三者之間的分別在於激進的程度。暴動純粹是破壞,搞亂社會秩序;運動是在體制內尋求改變;而革命是你連體制也想去改變。所以我認為這次的運動是介乎於運動與革命之間。起碼到這個階段,民眾未至於想要徹底推翻現有政權,但又不是乖乖聽話的。所以我的理解是,它介乎於兩者之間,並且有點模糊,不過這種模糊有個好處,就是讓不同訴求的人也能進入這場運動當中。而我也不覺得這種模糊是一個大問題,大家繼續一起走下去,一起探究自己真正想要的什麼,哪一個選項對香港最好。說白一點,就是民眾到底是想要港獨還是一國兩制。其實要定義這是一場運動、革命還是暴動,是很主觀的,視乎你抱着一個什麼樣的態度去參與。不過我想真正參與這場運動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是在暴動,因為他們的行動並不是出於自私的想法。例如破壞店舖,純粹是想表達抗議,而非想搶裏面的貨物。所以這並不是一場暴動。」

期望能達到的目標

說到希望這場運動能達到什麼目的,阿明期望能為現有的制度帶來改變。

「我希望這場運動能為整個體制帶來改革,無論是政府、警隊,還是施政方面的。希望政府能更重視市民的意見。其實我並沒有那麼偉大,像一些人能犧牲自己的性命和自由去達到這個目的。我希望能在不坐監的前提下,盡力去做我能做的事。而我認為最迫切要改變的,是政制上的改革。很多問題發生,都是因為政府不需要向人民負責。即使林鄭月娥想通了,為香港人服務,但下任特首也未必是站在香港人這邊,特別是在香港人和中央政府有不同想法時,這個由中央政府任命的行政長官,也有很大機會不是站在香港人這邊。就算不普選行政長官,我想立法會普選也是必須的。而且中央政府也應該尊重一國兩制,其實沒有人想替全中國的人爭取民主。我想很少人這麼關心中國的事,大家最關心的始終是自己的家。回歸初期其實是最接近真正的一國兩制,我們河水不犯井水,這是最好的。但問題是,中央政府不會這樣做。」

要達到政制上的改革,似乎還有很漫長的路要走,也涉及到很多的溝通、磋商和讓步。要各讓一步的話,阿明又接受到哪種程度的讓步呢?

「其實我是接受到一個獎門人式的大和解。就是打和啊。政府應該調查警察的濫暴問題,但不用追究他們。同樣地,政府也不追究任何示威者的責任。不向任何一方作出起訴,一切重新開始。」

修補社會撕裂

握手言和式的大和解當然是好,但社會在運動中已嚴重撕裂,我們應如何修補這樣的撕裂呢?阿明認為解鈴還須繫鈴人,而造成今日局面的繫鈴人,就是政府。

「這是政府的責任,是政府造成今日的社會撕裂,而且還不斷去激化這種撕裂,分化人民。建制派也是,他們非常聽權力的話,見到中央喜歡強硬,見到強硬會有好處,他們就會照做,而且是歇斯底里地做。所以政府不應用人唯親,應該廣納賢才,那些委員會不能只有建制派的人,也應該有泛民的人參與。他們應該要接受有不同的意見,而且願意聆聽不同的意見。制訂政策也須符合廣大市民的利益。我認為責任在政府,人民始終是沒有錯,因為他們的要求並不是什麼自私的要求。有些人說,人民應該給政府一點時間。其實我們已經給政府有足足22年的時間了,一直以來我們太忍讓了。政府應該做一些實際的事和實際的改革,來挽回市民對他們的信任。」

反修例運動為香港帶來的改變

這場運動發展至今,已持續了4個多月(對阿明來說是6個多月)。除了帶來社會撕裂外,還為香港帶來了什麼改變?

阿明認為最大的改變是公民覺醒,香港人重拾「香港人」這個身分。

「這場運動其中一個最大的意義,是一個公民社會力量的覺醒。大家發現原來我們團結一起時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的。例如罷買,用各種形式去抵制一些商舖。原來我們這麼做時,可以蒸發他們800億的股值,商場也要停,地鐵也要停。原來我們團結一致時,可以做到很多事。一些原本對政治冷感的人,也開始留意新聞、時事。這個都是健康的。當然還有社區的精神,很多社區的街坊會聯合起來,組成不同的地區關注組,還有聯合學校的組織。這正正體現了鄰里互助的精神,而且是香港過往所缺乏的。很多人也覺得重新拿回『香港人』這個身分。這個身分在過往常常被diminished,被壓抑,被貶低。現在我們把它拿回來,重新定義它,給它一個新的意義。」

「香港人」的身分

那在阿明的眼中,什麼為之「香港人」?

「其實我覺得香港人整體也是崇尚民主和自由的。香港人在自己的地方,應該要有話語權。這個話語權,以前在港英政府年代也是沒有的。或許比起現在,以前港英年代的香港人有多一點點的話語權。起碼那些諮詢是真諮詢。但一些實質上的權力,我們其實從來也沒有擁有過,就是所謂自決的權利,我們是沒有的。而且在經歷了這麼多年的殖民統治後,我們成為了一個很特別的群族,一個跟內地人不同的群體。不能說我們很鬼佬,而且我們也不是真正的鬼佬。我認為我們是一個中西方思想也有的群族,我們一方面重視中國文化,例如強調孝道,另一方面又追求民主自由。可惜近10年、20年來,我們受到中國的影響,各方面都變得很壓抑,好像什麼事也一定要聽內地話似的,例如大灣區。但其實我們本身更加嚮往的,是一個地球公民的身分。我們既有中國的思想,同時也擁抱有西方的價值,是一個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一個中西合璧的族群。」

那麼香港的核心價值是什麼?我們又應該如何保留、維持及發展它們?

「首先是法治,然後是自由及民主。要保護和發展法治,其實是需要政府的努力。法治並非單純指不要犯罪。香港的犯罪率非常低,香港原本就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香港人也很守法,所以政府的責任其實很大,它會不會堅守這個制度背後的精神,例如立法的程序、尊重司法獨立、尊重立法會在這個憲制裏的功能、尊重普選的承諾?這個法治歸根究柢是保障人民的權利不受侵害,而不是用來限制人民的表達和自由。政府成天把法治掛在嘴邊,但政府自己也應該要尊重法治的精神,不能常常搬龍門,隨意釋法,也不是有權就用到盡,例如隨便動用《緊急法》。法治背後的精神是希望得到人民的信任,不是用法治來限制人民。守法應是出於自動自覺的。

至於保護自由的方法,就是去行使它。例如保護言論自由,我們就不應該害怕,應該更勇敢地發聲。又或者是出版的自由,我們應繼續創作。我們也需要教育下一代去行使這些自由。當自由遭到壓迫時,我們應該要強烈地譴責這些行為。

而民主呢,其實我們並沒有得到很多民主。只有立法會和區議會有民主的成分。要保留本身僅有的民主的話,就應在立法會、區議會選舉時,投票給會維護這些價值的候選人,並且繼續表達我們對民主的渴求,繼續向政府施壓、爭取,不放棄抗爭。其實香港是一個很進步的城市,我們有一些西方的思想,人民也應該擁有、而且也已準備好擁有民主。這跟內地不同。不過我根本就沒興趣知道內地的民主到底進展到什麼程度。但以香港的情况來說,民主能讓社會更穩定。」

香港的未來

話又說回來,既然阿明認為這場運動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未來它又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繼續下去?

「我個人希望這場運動能以非暴力的方式繼續進行下去。其實我覺得不合作運動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比較激進的抗爭方法固然能為商界和政府帶來一點壓力,但這種抗爭方式並非健康,也沒可持續性。我認為要有一些比較『環保』的方法,就是可以重用的抗爭方式,不合作運動就是其中一種。這種方法可能比較間接,需要多人配合,也需要更長時間去準備,不像打爆商店的玻璃窗一樣直接。而且不合作運動需要做一些能為政府帶來最大壓力的事,例如不交稅呀、罷買呀、罷工等。我認為香港人應該朝這個方向發展。這些不合作運動的成本其實不高,可惜大家對這些行動不太熱中。」

未來香港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阿明第一個反應是問我:「你在問理想中的?或是現實中的?」

看來阿明對香港的未來真的不太樂觀,以致於他認為未來的香港和他心目中的香港必然有差距。

「理想中的話,我希望香港能像回歸前一樣國際化。有自己的文化,而且受到尊重。其實英國人也很尊重我們,沒有逼我們做英國人,沒有逼我們看到英國國旗要哭。我希望香港能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語言、文字,有自己的文化產業。社會資源分配比較公平,不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富起來。弱勢社群的生活可以有更多保障。我們的社會可以繼續奉行資本主義,但應該有一個更加完善的福利制度和稅制。人民的起居飲食也應該容易一點,房屋應該有個人的基本保障,不會再有人需要住在惡劣的環境中。人口政策也應該限制移民人數,這麼小的地方,人口不應無止境似地加上去,應該控制在一個合理的水平之內,這樣大家才能有一個比較合理的生活。教育可以開明一點,不要填鴨式教育,也不應只偏重傳統學術的發展,應該讓有不同潛質的人也能得到發展。醫療保障也要完善一點,因為人口開始老化了。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真的不應該這麼久。安老和退休也應有更完善的保障。經濟上,應多支持地區的經濟和本土的產業發展,不應只偏重大企業。政府應預留更多公共的空間,或公共資源,讓人民能發展一些小本經營。勞工的話,也應設有最高工時,工會的權利也應受到保障。人民能享受生活,做自己想做的事。在國際上有獨特的地位,大家能覺得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城市,人民有很高的公民質素。

至於現實嘛,就是變成大灣區啊,大灣區香港市。其實距離二次的回歸2047年還有20幾年,香港的未來到底會變成怎樣,還要看中國的決定。我覺得香港人會繼續抗爭下去,不可能到2047年時,全部人都變成順民,但繼續抗爭的話,香港也會耗損。到底情况是會變得愈來愈差,還是愈來愈好,這要看香港政府如何看待抗爭者的訴求。而香港政府如何回應,也是看中央如何看待香港。假若中央繼續堅持強硬的立場,香港的耗損將會愈來愈嚴重,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社會會不安定。在這場抗爭裏,我想我們應該可以爭取到一些事,例如你看,民建聯近來也突然支持《收回土地條例》呀!我想在民生上政府可能會作出一些小的退讓,但大的改善,我想未必會有。雖然政策上可能會有小退讓,但人民仍然會生活得很不開心,有很多的憤怒和很多的對立。而且這些會不繼累積,到20年後,人民到底會變多憤怒,行動會有多激進?這個我還真的不敢想像。不過香港人跟內地人不同,香港人遺傳了西方社會的一些價值觀,面對不公平的事,會反抗的人比內地的多,所以即使到了2047年,香港人是不會放棄反抗的。」

結語:讓身分認同像鐘擺

在阿明的故事中,我看到了構成「香港人」這個身分的主要成分——中西合璧。這個特質,讓阿明對自己華裔的身分很有自覺,雖曾受過英國管治,卻始終不認為自己是英國人,但同時又無法與住在大陸的華裔民眾產生共鳴。這讓阿明意識到「香港人」是特別的:不是英國人,也不是中國人,只能以「香港人」來形容這種兩邊都不是的狀態。這個身分,就像一國兩制一樣,在一個小小的地方裏,同時並存兩種截然不同的制度,最後成形出「香港」這個城市來。

話說回來,「香港人」這個身分認同,似乎「自古以來」也是在抗爭中建立的。記得我雙親(到2047年時他們在社會上就沒有stake了)自小教導我是一個「中國香港人」。在他們眼中,英國政府雖然把他們照顧得很好,但他們總認為「英國人亡我大中華之心不死」。一有時間就對還在念小學、連乘數表也沒背得好的我說:

「英國總是在自己殖民地上埋下一些矛盾,讓這些殖民地回歸後變得動盪。」在英治年代,我的雙親也看到很多社會的不公義:「很多英國人能在香港爬到很高的位置,純粹因為他們是英國人,其實他們一點才能也沒有。」還有利益的輸送:「你以為英國人建地鐵是為香港人好嗎?車廂、路軌甚至是階磚也要向英國購買,他們只不過是想掏空香港人的庫房來自肥而已。」所以他們喜歡一切親華的港督,對彭定康這位末代港督,他們由肥彭上任那一天起,一直罵他罵到2019年的今天。他們常向我強調中國人的身分,但又發現自己跟鄉下的親戚很不同,所以只好告訴我:「我們是中國香港人。」

在我看來,他們不認同自己是「英國人」,就像今天我們強調自己「不是中國人」一樣,是出於對強權、對社會不公的反彈,繼而產生出一種「我不是××人,我是香港人」的自覺。

這種於長期抗爭中(由英治時期到回歸以後)產生出來的身分認同,就像一個鐘擺一樣。在不受壓時,鐘擺能在兩邊自由擺動:可以在高呼「中國很好」的同時,擁抱西方的價值觀,但當受到壓迫時,鐘擺就會側向一邊。至於側向哪一邊,就看當事人認為自己是受到中國政府壓迫還是西方世界壓迫了。所以黃營和藍營的文宣着眼點也是很不一樣的:黃營強調「香港人」及「世界公民」的身分,藉此來與「中國人」這個身分和勢力抗衡;而藍營則以「中國人」的身分及「香港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來強調香港不再屬於英國或世界的。這種理解上的差距,讓很多黃絲跟藍絲溝通時很崩潰,也讓很多藍絲質問黃絲為何如此大逆不道。

或許,讓鐘擺不側向任何一邊,繼續搖擺,是一件對大家都好的事。但這就像香港的「一國兩制」一樣,要達到完美的平衡(或起碼是不讓兩邊都爆發的平衡),需要很高的智慧。問題是,香港政府有沒有能力、中央政府有沒有意願去達到這種平衡呢?

好吧,我承認這個問題很蠢。

如果會的話,我2019年的暑假回憶,就不會只餘下催淚彈和那個從高樓墮下的黃色身影了。

■問:「Stakeholders in 2047:香港未來說明書」/歐陽佳然

■答:阿明(抗爭者×社工)

文//歐陽佳然(香港專上學院講師)

明報,2019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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