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香港社會進一步動盪撕裂,政府一如過去數月無視Root Cause,警隊強攻香港中文大學之際,直播畫面令人徹夜難眠。那一刻,我身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百感交集。多年前,在這裏的智庫Brookings Institution工作,認識了不少華盛頓學界、智庫、政界友人,那時候,北京還對香港(相對)客客氣氣,中美關係同樣和和諧諧,同時和雙方朋友交往,一切自自然然。當時沒有人會想到《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事實上,到了法案第一次在2014年被提出,國會處理外交的某資深大老,依然說「不要浪費時間,100%不可能」。到了今天,中港兩地劍拔弩張,中美新冷戰如箭在弦,看見同樣的面孔,彷如隔世。

布魯金斯元老與香港泛民

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是全美排名第一的外交智庫,屬自由派,不少專家是國務院常客,旋轉門十分成熟,它的東北亞研究中心,是少數研究香港的基地。我在Brookings時,代表香港到哪裏訪問工作,當時香港人有一個單獨名額,但後來被裁掉,據說因為大家覺得「香港已是中國一部份很久,沒有甚麼好研究」;想不到今天,隨著運動發展,香港研究在海外,忽然成為顯學。

當時的上司是中心主任卜睿哲博士(Richard Bush),他是台灣問題專家,曾任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實質上的美國駐台大使),著作等身,氣度雍容。月前他接受訪問,談及香港反送中運動,認為抗爭者應「見好就收」、中國很強大、美國很現實、沒有甚麼可做,不幸被斷章取義,成為藍絲群組廣傳的維穩內容,觀點也被葉劉淑儀、梁文道等引述,令一些不認識他的青年感到不滿,就像這一代青年提起民主黨、司徒華,反感程度有時比提起建制派更大。卜睿哲是不是有點保守呢?大概是的,起碼是很傳統的現實主義路線;但他是否不希望幫助香港呢?自然絕對不是。

他和香港淵源甚深,童年在香港的國際學校英皇佐治五世渡過,經常緬懷香港過去。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的《香港政策法》,他是主要起草人之一,據說本來版本比終極版辣很多,有更多美國承認香港不同內地地位的條件,卻被現在的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減辣」掉(外間以為麥康內爾提出法案,理應心繫香港,而不知這只是他避免法案太刺激北京的權宜)。卜睿哲不看好香港抗爭,一來他嚮往中美和好,相信全球化時代的中美只能合作,而在一個和諧世界,香港沒有太大戰略價值;二來他常參照歷史,害怕給予虛假希望,例如對我舉出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例子,當時美國政府說「全力支持匈牙利人民反抗蘇聯」,結果蘇聯鎮壓,美國除了打嘴炮就毫無動作。其實卜睿哲依然深愛香港,只是認為無力挽回,對可見的悲劇,深深嘆息。

尼克遜翻譯到疆藏港研究:Freeman家族兩代人的丕變

同期曾對香港事務發出保守言論的美國外交元老,還有一位傅立民(Charles Freeman)。他在尼克遜訪華時,擔任總統和毛澤東的翻譯,也是海灣戰爭時的美國駐沙特大使,負責處理前線,一直主張尊重中國獨特國情,但難免停留在那個年代。上個月,他曾說「香港激進抗爭者不值得西方同情」,卻對宏觀背景缺乏理解,然後又是受到藍絲群組加油添醋的轉載。

傅立民我並不認識,但和他的女兒Carla是好友。Carla Freeman是貼地得多的中國問題專家,目前在Johns Hopkins的高級國際研究學院(SAIS)當外交政策研究所主任,我也曾在那裏工作,和Carla曾合作出版,這天她請我到課堂上分享香港最新情況,想不到我把她和一些學生、包括中國內地留學生說得熱淚盈眶。她對我說,也是從網上看見父親對香港的評論,「嚇了一跳」,笑說父親不代表她,保證美國還有很多明白抗爭者的友人,很同情這些香港朋友面對的大陸高牆。

她家學淵源,小時候就到過香港,及後不時在香港的大學交流,看見中大被香港警察以催淚彈狂攻,感到揪心的痛。她對北京主導的「止暴制亂」言論一笑置之,因為她的研究專長就是新疆、西藏、中國公民社會等議題,對「一國」框架下,少數民族、地方自治、維權議題有何下場,知之甚詳。

但其實她也曾是「大中華膠」,只是近年和一批著名美國漢學家一樣「覺醒」,坦承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時,給予太多浪漫化想像,以為中國強大了,就會和美國共建美麗新世界,對種種問題刻意按下不表,殊不知今天中國強大了,圖窮卻匕見。這天她剛從中國回來,說官方招待她看的、住的,都是最宏偉的外觀,但她研究的新疆、西藏、香港,卻是另一回事,反差得很不平衡,乃至感到內疚。這種情結,近年反映在頗多中國權威身上,例如一度被北京捧為上賓的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近年立場大變,最終推出「中國崩潰論」,令北京目定口呆。

蘭德公司研究員五年前的預言

在維珍尼亞(而不是「弗吉尼亞」)邊境,座落國防部智庫蘭德公司(RAND),北京經常渲染蘭德的神秘,其實也不外是一家右翼智庫而已,只是進行了類似「中美終有一戰」沙盤推演一類研究,被北京視為不友好名單。蘭德有一位香港問題專家Scott Harold,曾長期在港工作,和不少香港學者相熟,這次拜訪他,察覺他對「香港之死」除了痛心,也有先知的無奈。

早在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他的觀點就和接受中國人大「831框架」是合適妥協的卜睿哲不同,認為深層次的Root Cause根本不是普選問題,而是中港矛盾。他從親身觀察發現,香港人擔心一國兩制只是虛言,憂慮逐漸強化的中港融合,會在「831」框架被通過後無限加速,因此才有「佔領中環」出現,這恐怕連戴耀廷、陳健文等當事人也當局者迷,五年後的今天,論證了他先知先覺。他慨嘆香港人不幸運,碰上美國外交大轉型,而最應負道義責任的是英國,但此刻碰到的英美最高領袖,都不是價值主導的人。

Scott在香港有不少愉快回憶,問他甚麼時候再來,他卻苦笑,說察覺不少曾在香港的國際友人,近來都在中國境內出了事,其中一位是曾任加拿大駐港副領事、後來被內地以間諜罪名捉為人質,來報復孟晚舟案的Michael Kovrig,這也是《逃犯條例》為何刺激世界各國神經的原因之一,令他不禁擔心入境會否「被洗頭艇」。坦白說,這種新冷戰氣氛是雙向的,我也認識不少中國的美國研究權威,近年不獲美國發簽證,美國大學也開始對華裔學者「另眼相看」,似乎1992年冷戰終結—2012年習近平上台的蜜月期,不過是兩次大戰之間那段休戰期罷了。

盧比奧參議員身邊的智囊,與香港本土派

美國新生代中國研究學者的研判,和上一代完全不同,與香港的年輕學者、本土派思維,反而先天有血緣的相近。在北京眼中,一切人類行為,「自然只能以「收買」、「權力」一類唯物角度解釋,因為這個政權是不相信價值觀的。然而正是全球科技變革、網絡社群興起、令社會結構重整的「時代革命」,令全球新生代一方面大大加強了對理念的追求,另一方面也勇於打破常規,發掘了不少前人忽略的盲點,知識變得非脈絡化。解構再重構的學風不容於上一代,在新世代卻成主流,逐漸產生了像劉仲敬、Harari那樣的鬼才,他們眼中的世界,天翻地覆。

Peter Mattis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外交的年輕學者,多年前,曾在台灣一個學術會議發表關於「新型大國關係」的文章,當時我是評稿人,早已忘懷,他卻惦記至今。年輕可畏,轉眼間,他剛成為對北京高度批判的CECC(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副主席,目前在盧比奧參議員辦公室工作,而這位盧比奧參議員,正是《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最大推手。Peter和卜睿哲一代的中國通有完全不同的成長背景,及早正視中美已完全是競爭對手這現實,也認為上一代對香港不負責任,對中國以自己的方式改造「真香港」為「新香港」,有道德使命式的批判。上一代中國通跟隨北京口吻,說「香港對中國已沒有大價值」,他卻強調香港回歸時只佔全國FDI(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40%、現在卻高達七成,反映中國越富有,對香港的依賴越多,加上箇中「貿易」涉及不少敏感技術和材料,北京不可能不知……這些數據,在我面前,他如數家珍。

一些美國政界前輩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潑冷水,他卻懷著傳教士式熱情,協助盧比奧草擬法案所有細節。須知美國國會一向是《紙牌屋》式現實,這條法案對盧比奧而言,一無選票(他的佛羅里達州沒有多少人對香港有興趣)、二無捐獻(不像中國遊說團能給予大量利益)、三不為總統所喜,他卻視之為baby,不惜用盡一切私人關係力推法案,前後五年,最後甚至使出殺手鐧,對推延排期表決的多數黨領袖麥康內爾(也就是剛談及在1992年對《香港政策法》減辣那位元老)攤牌逼宮,才有如今極速表決「hotline」這招。這都是很耗費社會網絡和人情牌的事,可謂all-in,要是沒有堅定信念,怎會如此?

成就解鎖:我城危如累卵,國際關係卻終成香港顯學

Peter不過「打份工」,卻是以完成博士論文的吹毛求疵態度,去完善這條法案,背後反映的全球新生代connected思維,不但中國學者、香港特區政府官員永不能明白,就是卜睿哲、傅立民那樣的美國前輩,也難以理喻。世界是前進的,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依歸,《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重要性,除了上月在這裏分析過的外交、經濟部份,還縮影了世代交替:盧比奧五年前提出法案時,只有43歲,屬新生代參議員;法案一位co-sponsor、上月到訪香港後高調聲援抗爭者的Josh Hawley參議員,今年更只有39歲,是美國最年輕的參議員;Paul Mattis大概也在三十多歲這範圍;在幕後穿針引線、成立HKDC向國會游說的lobbyist Samuel是香港出生的同齡人,朱耀明牧師的公子。當何韻詩、黃之鋒,張崑陽等到訪華府,自然啱嘴型;反而李柱銘、陳方安生等造訪,雖然英語無疑更勝一籌,但對口畢竟是上一代人,新世代卻可能格格不入。

昔日大家對國際線多有顧慮,畢竟在北京動輒都是「勾結外國勢力」的帽子下,強行自我克制,這也是昔日一國兩制僅存的互信之一。但事到如今,香港民意研究計劃的最新民調顯示,居然有超過一半香港人認為,當自身問題不能由特區政府、北京解決時,就應該訴諸國際社會,反映北京昔日多少還有點阻嚇力的「漢奸走狗賣國賊」標籤,已被不屑一顧。香港新生代反正已不能回頭,被美心集團創辦人千金為代表的上一代權貴「放棄」,上綱上線的批鬥文宣正排山倒海湧現,卻因此突破了思想局限。我們也如夢初醒,恍然大悟,一旦每四人就有一人具有緊密國際聯繫的香港人,投身真正的國際關係,足以令世界從此不一樣。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明報2019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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