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兩制3.0」系列:毀滅企業自由的「國家法團主義」

「香港走不回去了。」這幾個月來,一部機器正全速啟動,駕駛往越來越一國化的香港,除了我們談及的警政暴力、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白色恐佈,還有商業世界的異動。月前有多間與香港有關的跨國企業出現人事變動,先有匯豐銀行、國泰航空多名管理層離職,後有新鴻基地產首次委任內地企業家為獨立非執董,再是其他大中小企寒蟬效應。但最為港人關注的,始終是多名國泰、港龍機組人員被裁,包括一位我的好友,而他不過在Facebook上載了黃絲帶;自此類似案例如恆河沙數,已成社會新常態,相當恐怖。執筆期間,身處三萬呎高空的國泰航空,空少、空姐悄悄走過來說「多謝發聲」、「現在甚麼也不敢說」,只能給我一個杯麵答謝。這樣的對白,極其可悲:我們的香港,香港人的航空公司,甚麼時候淪落到這樣?

墨索里尼與今日香港:功能組別的前世今生

資深編輯Tom Holland早前在《南華早報》撰文,直言這是「未來香港法團主義」(future of corporatism)︰今後入職與離職不再唯才是用,而是政見先行;國家機器以不同方式介入私人企業,藉控制商業社會,控制民眾的經濟及政治自由。
法團主義不是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為抗衡共產主義的激進改革,同時回應資本主義下工人階級的艱困,歐洲有知識份子選擇中間落墨,提倡引入不同法團(corporation),通過協商、共識,解決社會資源分配及權力問題。法團主義有別於資本主義強調「個體競爭」、共產主義強調「集體鬥爭」,讓不同法團「推舉」精英代表屬下階級、意識形態及利益,與其他界別的「法團」精英議政議事,達成共識後,再以國家機器,全面落實協議,將利益回饋社會。透過法團,這機制理論上能將精英及民眾有機結合,由具智慧及仁心的社會賢達牽頭,制定政策,反映界別民眾意見,最後以「理性討論」方式,得出最切合大眾利益的政策,既保障資產階級利益,亦顧及工人階級感受……

單以文字表述,法團主義高大全、真善美。但綜觀多個被學界視為法團主義的政體︰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希特拉的納粹德國、佛朗哥的西班牙、瓦加斯(Getulio Vargas)的巴西、貝隆的阿根廷等,均與法西斯、極權政府掛勾。雖然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James Q. Whitman 也以「法團主義」形容羅斯福新政,但國際社會不會將之與法西斯扯上關係。那兩者有甚麼分別?

政治學者Philippe Schmitter認為,法團主義政治Vs法西斯政體,就是後者組織的「法團」、被推舉的「法團代理」,幾乎全是政權代理人、持分者。墨索里尼的「功能組別」國會,可說是這模式的典型,Schmitter將之命名為「國家法團主義」(state corporatism)。與此同時,也有另一種法團主義,例如歐陸民主國家的傳統政黨,多有工會、商會背景,比例代表制選舉及因而衍生的聯合政府體制,令這些國家需要同時向商家及工人階級釋出善意,否則必然面對下次選舉的懲罰。這種由下而上、再回到下的「社會法團主義」(societal corporatism),正是戰後西歐不倒向蘇聯的一大原因。

我們與極惡的距離:急速惡俗化的「國家法團主義」

港英管治期間,議會早就出現功能組別,希望透過將殖民時期主要經濟持分者引入立法局,透過局部有競爭的選舉,一方面回應民主化的壓力,另一方面不至於因全面民主化而「引狼入室」,避免激進親中人士坐大。對當時北京而言,功能組別將商界精英留在建制,成為過渡期穩定人心的手段,欣然接受。以行業功能來區別「法團界別」,對長於建立工會、善於統戰的共產黨而言,自然不是壞事,令不少原在六七暴動後地下運作的工會及行會,重新組織起來,等待加入建制。即使如此,在回歸後的「一國兩制1.0」,功能組別議員仍保留開明工商派如田北俊、周梁淑怡等,總算有「社會法團主義」的影子。

但近年特區政府(和背後的中聯辦)越來越傾向以忠誠度扶植界別領袖,而不是接受他們自行選擇的真精英;委任這些人進入諮詢、決策機構,一方面代表不了界別,另一方面也令不同業界之間的利益平衡被「個人利益」(你懂的)打破。結果,這大大強化了民間對「官商勾結」的觀感,政權與界別利益似是更緊密,但政府的「界別中立性」(sectoral neutrality)開始成疑,最後就跌入一個有趣循環︰政府既要向界別利益傾斜,以確保施政暢順,以免出現如商界廿三條倒戈的情況;商界也要考慮自己會否「落錯注」,往往等到有清晰指示,才敢公開表達意見。然而這樣的政商共同體,和社會真正的利益持分,處於平行時空,連維穩也無效。到了最後今天,就只能訴諸純粹粗暴的高壓。

大換血:需要香港,不需要香港人?

這樣的改變,比誰當特首、交通燈能否運作如常,影響大得多。港英和特區早年那種「社會法團主義」,與法西斯仍有極大距離:一方面,即使競爭如何微不足道,選舉依然被視為有一定競爭性,「雖不完美、但可接受」。另一方面,香港作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之一,即使公共政治生活逐步窒息,經濟領域的生活、私人領域的政治自由,理論上,在2019年6月前,仍得到《基本法》保障。

可是到了今天,特區政府推廣極權國家下的國家法團主義,卻是以控制公共及私人領域為大前提,以控制民眾的政治、經濟生活為管治基礎,從而達至史學家Stanley G. Payne強調的Fascist goal:建立專政的經濟社會制度。且看國際前輩的智慧:法西斯意大利的商會代表Confindustria與法西斯工會相互認證彼此為「合法代表」,將非法西斯工會排拒於體制之外;軍政府時代的葡萄牙,則以國家企業及公私合營,控制國家發展命脈;不少極權國家還通過企業設立秘密警察,24小時監控秩序。表面上,這些企業組織是協助國家發展;實際上,卻是要落實由政治到經濟生活的「全面管治權」,防止任何企業縱容員工行使自由,成為逃避極權的避風港。

2012年梁振英執政以來,雖然曾嘗試收緊自由,但整體而言,社會抗體依然充足,傳統商界、專業界、法律界精英牢牢控制香港這個金融機器。但中國經濟崛起後,FDI從香港引進的比例不跌反增,對香港的依賴程度更多,這也是為什麼北京始終需要「二次回歸」的原因之一。為了拓展「全面管治權」,界別換血、扶植忠誠於國家的法團,就變成理所當然。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運動,也有商界在背後的大力支持,北京對此特別不是味兒;現在加強整頓,正是希望「社會法團主義」終結、一國主導的「國家社團主義」登場,一片混亂,正成了大清洗、大換血的契機。

黃色經濟圈:反抗國家社團主義的時代革命

換血手法層出不窮,既可通過「企業信用評級」,確保非嫡系企業難以得到合約;也可直接以市場進入限制方式,強制他人合作。至於如何達到「合作條件」,理論上,自然是企業決定,與人無尤,反正「要賺我們的錢,就要守我們的規律」,正是國家社會主義面對境外投資者的精粹。香港回歸前,反對派到深圳設廠工作,俯拾即是;但近年港人即使要到內地做網店,也不得不當「護旗手」、分享習近平講話,否則就會被「篤灰」。當經濟活動、私人領域動輒得咎,「一國兩制」的灰色地帶、經濟自由,只會不斷褐色。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當北京堅定不移,攬炒香港昔日成功的一切明暗制度,又能如何?

即使今天我們仍是自由經濟體,當經濟生活要仰賴政治正確,與極惡的差距,已經不遠。「黃色經濟圈」崛起,更多是回應「國家法團主義」,讓一般人逐步脫離對建制及大企業的依附,否則沒有可持續性,一切只是空談。各行各業開始意識到新工會的重要性,除了因為不少現存公工會淪為「國家法團主義」既得利益者,也因為在新時代,斜槓族越來越多,他們組成工會,支援大企業同路人,也是突破控制的蹊徑。至於檯面上的傳統商界領袖,表面上自然響應主旋律,但他們對惡俗本質一清二楚,國企購入香港的戰略性資產清單亦人所共知,明白自己早晚是大清洗對象,假如不能「光復香港」,資本的流向、心裏的話兒,早已和我們#WeConnect。

明報筆陣,2019年11月25日

發表迴響

Up ↑

%d 位部落客按了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