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色經濟圈」的十字路口,也是運動的十字路口(上)

日前舉辦了一個關於「黃色經濟圈」的學術論壇,感謝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趙志裕教授答應作為合辦單位出席,在此時此景一片蕭索的香港學術界,具有相當道德勇氣,令後輩動容。據說曾有內地教授在一些渠道,事先張揚質疑「黃色經濟圈」的討論不夠學術,只是政治宣示,這種論點經過趙教授的基調發言,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George Akerlof關於「身份認同經濟學」的理論,與及他搜集不同經濟體有關「顏色經濟學」的第一手數據,立刻不攻自破,「黃色經濟圈」的未來,已成為顯學。

然而,經過一整天的會議,通過不同學者、業界代表的分享,作為一個希望借用國際案例提倡「黃色經濟圈」的人,我不得不分享觀察到的憂慮。此刻「黃色經濟圈」正處於十字路口,假如往小圈子圍爐取暖老路走,只會無疾而終;而要釋放「黃色經濟圈」應有的千億經濟潛能,必須社會出現真正的範式轉移。問題是,大家預備好了嗎?

讓「黃色經濟圈」越走越窄的五條窄路

1. 人血饅頭論

黃色經濟旗艦網購「光時」手足當日的分享,極具啟發,詳細可見李祖喬博士在《立場新聞》的文章。由於支持「黃色經濟」的朋友都是理念主導,才願意以消費模式「懲罰黃店」,但同時卻傾向以道德高地審視「黃店」的商業模式,這是先天矛盾的。光時因為開宗明義的定位,已經苦苦經營,要生存,不可能以半義工方式營運;然而出現了全職員工,一旦手足失職被炒,「利用光環賺錢」、「人血饅頭論」就立刻出現;甚或只是沒有每天播《榮光》而被評為「不夠黃」,理念支撐的品牌效應,也會崩潰。假如不以商業方式營運,連生存也成問題,談何經濟圈?

2. 藍黃教條主義

沒有「撐黃罷藍」的積極性,就沒有「Identity Economy」,但方法論上,有沒有絕對公平的「黃店」定義?恐怕沒有,就像十年前內地罷買日貨,不久就發現很容易傷及自身。早前台灣一芳水果茶的香港代理被「錯誤裝修」,代理商的表白就很有代表性:他只是franchisee,已用盡一切方法支持運動,假如因為台灣母公司一個微博聲明變成「藍店」,還有甚麼誘因令同路人互相扶持?其他「黃店」的飲食貨源大部份來自中國,是否都是「扮黃」?一些被網絡標籤為「藍店」,只是小股東、獨董或茶水阿姐發表了個人意見,但可能90%股東都是黃,難度就是「扮藍」?論及是否「真心黃」,難道要像特區政府DQ主任施加讀心術?一些深黃店東忽然被列為「藍店」而申訴無門,心灰意冷,假如依靠網絡評分和舉報,怎樣避免商業打手主導?當運動膠著,分化成風,每一個有心人都有「唔夠黃」的一面,稍一不慎,淪為網絡批鬥場,就前功盡棄。

創辦「米豬連」的朋友坦言,重要的不是逐步變成獵巫的「黃藍fact check」,而是怎樣吸引更多商店認同黃色理念,「扮黃」也是傳播理念的行為,而且可以真的覺醒,何樂不為?新聞不時有「藍色名人」被「黃店」拒諸門外的新聞,然而就像周顯日前講述,黃店不但不應排斥「藍客」,反而應該盡力賺他們的錢,聘請員工、消費時才選黃,這樣才能壯大「黃色經濟圈」。對此,我深深贊同。近來參加了不少相關會議,很有趣的現象是,不少發起「黃色經濟」的有心人,正職都在「藍色企業」工作,內地淵源深厚;他們認為只要官方職責不突破道德底線(例如寫屈小姐的文章),善用對家資源、壯大己方陣營,天經地義;沒有了這批雙面人,「黃色經濟」可能瞬間崩潰。假如社會對上述基本經濟原理不接受,「黃藍教條主義」必然在運動緩和時,變成內耗、批鬥、紛爭的泉源,變成拖散運動的催化劑。

3. 無大台、也無平台

政治上,近年全球都興起無大台、去中心化,這完全是可取的,也是「時代革命」一部份。然而在經濟層面,即使無大台,黃色經濟也不可能沒有平台。目前出現的黃色經濟體規模甚小,內容重疊之處卻甚多,「抄車」不斷,資源已經有限,要是還有不必要的浪費、錯配,令人憂心。但正如與會IT講者分享,現在有多個大同小異的「黃藍app」,最寶貴的資產就是各自千多個database,是否願意分享出來合併,除了涉及根本利益、還有對理念的不同理解。現在連政壇也沒有一錘定音的人壓場,經濟講求實力,只有更難;但假如採用中大邱林川教授牽頭的「山上見」模式,有百多名股東、體現民主程序挑選項目,卻有過度理想化的風險。現在運動momentum依然強勁,很多朋友期望眾籌解決基本問題,但這是不能持久的。但假若集資搞十億以上的基金,必須一擊即中,誰有這樣的號召力?這些結構性問題不解決,黃色經濟體可以生存,但很難發揚光大。當然,黃色左翼傾向認為存在體現價值更重要,黃色右翼則強調必須儘快壯大、達到經濟效益,兩者並非互相排斥,但前者其實已成功,後者才是未來關鍵。

4. 對威權政府的非威權假定

目前「黃店」標籤成為一時風尚,但不少發起人都是根據現有社會規則行事,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威權打壓,並沒有充份準備。在殖民時代最高壓的時候,政府以衛生條例勒索不聽話店舖、消防條例人為阻撓營運,「是常識吧」;這還未算金融體系(例如匯豐銀行對星火帳號的處理)、發牌系統等,都可以搞小動作。假如未來香港政府淪落至此,會不會出現「黃店變藍潮」,尚未可知。目前的「黃店」一方面希望脫離建制、大企業掌控,但另一方面,使用的工具、中介、貨幣、通訊,卻不得不完全依賴現有制度的一切,起碼在思想上,這是早晚要理順的。

5. 對經濟體的有限想像

不少人對「黃色經濟圈」興致勃勃,都是情感主導的,喜歡看見同路人的店舖獲加持、對家的店舖關門大吉;但到了討論專業操作時,需要很專門的經濟、金融知識,熱情卻往往冷卻。這裏存在一個基本理念問題:「黃色經濟圈」的價值,是否就是一種情緒發洩?還是真的以抵銷政府、大企業影響自己日常生活為目的,「光復」對衣食住行的控制權,從而減低對未來出現威權、極權社會的結構性依賴,進行的一場「時代革命」?前者思想是封閉、防禦性的,後者方向是開放、進取性的,必然涉及金融、資訊科技、貨幣、土地(境內/境外)等範疇。我們自然不能一蹴而成,但起碼需要在食肆黃藍店外,逐步開拓不同想像,否則就跌入死胡同。而這些想像,又不能是空想主義,需要高質專才加盟,但這些人大部份在大企業內「表藍內黃」,怎樣走下一步,涉及很具體的現實問題。

說了這麼多,我自然不是像施永青老闆那樣,對「黃色經濟圈」大潑冷水;事實上,當他了解到Identity Economy的國際潛能,結論可能改觀。一直覺得香港的未來,離不開「黃色經濟圈」的建構,只是必須理順上述困局,才能#WeConnect下去,到達彼岸。就像這場運動,正處於轉型期十字路口,究竟繼續團結走下去打持久戰,爭取最後勝利,還是因為操作問題,歸於內耗,無疾而終,正是考驗真香港人的時候。至於如何理順上述問題,下篇再述。

明報筆陣,2019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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