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鄭三大戰役」之後:敘利亞化的香港少數派政府,真能管下去?

「林鄭三大戰役」之後:敘利亞化的香港少數派政府,真能管下去?

香港主權移交以來,雖然特區政府施政一直有種種問題,但特首民望下跌至破歷史紀錄的20%以下,而且持續漫長時間,這是由林鄭月娥這個連周永新教授也稱之為「無能、無信、無德」的極左政權開始,彭博社更有文章以「failed state」形容香港。不少建制精英在私人場合,儘管把林鄭罵得狗血淋頭,但依然相信現制度能苟延殘喘,認為只要2022年換上一個「正常啲」、「無咁癲」的特首,又可以享有一段蜜月期,就像曾蔭權任內初年,也享有超過70%的高民望;就算是林鄭月娥剛取代梁振英時,也算一度穩住局面。這些朋友又深信,就算特區政府民望多低,「反對派」還不是無能為力:從「送中條例」、「止暴制亂」、「同心抗(擴)疫」這三場林鄭「群眾鬥群眾」「三大戰役」可見,只要政府老是顧全政治正確、而犧牲港人利益,豁出去行極左路線,香港人就是文攻武衛國際本土萬箭齊發,「咁你都吹佢唔漲㗎」。

以上都是真實對白。一年前,這樣說,也許是事實。然而經過「三大戰役」,一切天翻地覆,今後這個「管治模式」,已「肯肯定」不能永續。為什麼?

根據《基本法》原有設計,特首應超然於黨派利益之上,因此才不得有政黨背景(也許共產黨除外),擁有和不同勢力周旋的彈性,民望高時可以比所有政黨都高。但自從「三大戰役」,林鄭綑綁全體建制派支持、卻遭遇滑鐵盧,在廣大市民心目中,「特首+建制派」,已經成為一個單一政黨——一個只代表少數派利益的政黨。以往建制派可以通過區議會的蛇齋餅粽,宣傳自己才是多數派,立法會的直選部份只是「protest vote」,但經過上次區議會選舉,建制派已成為全方位少數派,不見得未來可以逆轉。在過去22年,經過威逼利誘、滲透同化,非建制派的民意,始終固化在60%以上,本來他們自稱「泛民主派」,只以爭取民主為目標,和政府其他方面的合作空間頗大;但「三大戰役」之後,傳統泛民式微、本土主義大盛,這60%公民有了越來越強的身份認同,令執政少數派,也被賦予了「逆向認同」,合作幾不可能。香港執政黨成了「永續少數派政府」,就像從前的台灣國民黨政權、伊拉克遜尼派薩達姆政權、敘利亞阿拉維派巴沙爾政權一樣。它們的下場,眾所週知。

不滿少數派政府的人,真的做不了任何制衡嗎?自然不是。佔最少六成的非建制派公民,加上兩成只因自身崗位才不得不表面撐政府的「淺藍」,只要不順從,政府的管治成本無疑大增。單是多數派區議會對一切地方施政制衡,哪怕只是權力有限的「非憲政機關」,政府已不可能黑箱作業。然後在真正的憲政機關立法會,只要議席按民意反映,又或非建制派得到70席當中的33-34席(須知建制派的老弱殘兵不可能長期開會),已足夠制衡所有立法工作。在這社會氣氛下,商界、各專業的頭面人物,也會用自己擅長的官僚政治、文牘程序、法律條文,與少數派政府周旋,除非政府豁出去連這些也不顧,否則舉步維艱。公務員更早已消極怠工,這次林鄭「抗(擴)疫」倒行逆施,一切都不具備可操作性,不少資深公務員私下都說:「你要玩呢套又要一言堂,我地咪申請一格廁紙都要seek clarification,任你啲荒謬嘢出街,睇你點死。」這還沒有把勇武派的衝擊、合法示威罷工的成本計算在內。以上種種也許不能直接令香港「攬炒」,卻會造成深遠的連鎖效應。

香港「一國兩制」對北京的剩餘價值,就是以香港作為融資、集資、走資的白手套;當中美貿易戰變成持久戰,中國內部又沒有足以取代香港的機器,無論官方怎樣宣傳,香港的不可取代性,其實與日俱增。在所有重要機構內部,信奉香港核心價值的真香港人,都肩負重任:為不合理的政策check and balance,這是為甚麼國際社會依然相信香港制度的原因。「留島不留人」要是可以成功,上海自貿區、或前海這個「深化港深戰略融合的東方曼哈頓」,早就成功了。但要是少數派政府繼續倒行逆施,各大機構內部的反彈,特別是涉及法律、標準、規範的,一定加大;假如這些反彈被強權以粗暴手段硬壓下去,卻是失去了「一國兩制」的最後價值。試想像一旦所有香港企業公然「做數」、不理會行之有效的compliance,一如武漢肺炎因為「你懂的」原因被隱瞞疫情一個月,屆時國際社會不承認香港特殊身份,指日可待。假如北京願意香港變成那樣,在過去八個月,早就出動解放軍或武警了,也毋須在意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吧。

少數派政府眾叛親離,自欺欺人的救命稻草,只能向極左陣營靠攏,也就是林鄭這樣。「極左」凡事意識形態掛帥,即使在香港傳統建制當中,也是過街老鼠,長期受傳統精英鄙視,有強烈報復心態,此刻依然支持林鄭政府的不足20%,基本上就是這些人。為了鞏固他們的支持,除了施政要政治正確、夠「左」,還要愚民,通過微信公眾號、深藍whatsapp群組KOL等不斷製造fake news,令支持者保留活在平行時空的快感,政府和現實只能進一步脫節。有見自己在香港不受歡迎,內部煽動群眾鬥群眾也成不了氣候,極左只能加強和內地民族主義者串連,再煽惑內地人鬥香港人,必然造成中港進一步區隔。向這條路線靠攏的特區政府,連最後的理性也被庸眾騎劫,只會更進一步的「無能、無信、無德」。這樣一來,香港本土意識勢必高漲,和國際社會的互動越來越強,在全球化時代,製造的蝴蝶效應,足以令北京不希望出現的大事小事,變成自我實踐的預言。

中共最大綱領始終是維穩。鄧小平說「警惕右、但主要防左」,正因為歷史上每每是林鄭這類極左作風,「形左實右」,才帶來最大不穩定性。特區政府也好、北京也好,真的要用這方式「管治」下去嗎?對香港人民的利益固然相違背,就是對北京每天掛在口邊的國家利益,又有何好處?

改變這恐怖循環的最後機會,不是選了一個曾俊華、黃仁龍當特首,就能改變一切,而是必須選出一個願意動用特首權力、改變制度的人,配合已變天的立法機關通過改革,結構上落實特首和立法會雙普選。無論咬文嚼字的定義如何,一般市民認知的真普選,必須讓候選人無篩選的參與,每人的選票持分基本均等,不再出現功能組別和選委會的特權階層,才能避免林鄭政權借屍還魂。經過「三大戰役」,除了那不足20%依然支持政府的鐵桿深藍,誰不希望立刻換掉林鄭月娥?

假如錯過機會,香港的中產不會再有耐性,只會自尋後路;新一代更不可能對制度有任何信任,定然豁出去自由發揮;而北京欽點填補位置的那種人,卻絕不可能駕馭這部國際認可的香港機器。屆時,還會留下一個怎樣的香港?

明報筆陣,2020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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