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選得贏,一樹碧無情」:制度變革的迷與思(中)

「功能選得贏,一樹碧無情」:制度變革的迷與思(中)

上週談及從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衍生的疑問,獲不少朋友指正,獲益良多。日前一貫主張反對一切功能組別選舉的前輩黃毓民教授,邀請到其平台分享,提出了好些深度問題,讓香港公共空間的討論,重現八十年代百家爭鳴的盛世,令人欣慰。反對參與功能組別選舉的主要觀點,包括(1)手段與廢除功能組別這目標牴觸;(2)功能組別選舉有違民主原則;(3)香港達致雙普選有其他路徑,例如坐靠美國;(4)參與功能組別選舉會backfire,例如令國際社會誤會港人不愛民主;(5)選舉設計令非建制派不可能勝出;(6)制度內並沒有參與功能組別達到普選的空間;(7)即使可行,也不能確保「政工作者」執行;(8)即使成功,北京也會輸打贏要。上篇集中談前四點,這篇針對另外四點。

五、「功能組別點選得贏?贏到泛民點解唔做?」

30席傳統功能組別可分為三類:非建制派在個人票的九個界別,一直有穩固基本盤,昔日泛民只參與這類。在個別界別,公司選民門檻極高,或只容許個別建制組織全憑人事審核資格,非建制派確是不可能勝出。但兩者之間還有第三類,那些工會、商會、公司資格,一律是公開申請的,這類組別,接近一半。邏輯上,假如兩大陣營都全力參與,就不會根本偏離整體黃金六四比,而過往非建制派沒有參與的,正是由選民登記入手,針對這類。目前難度,在於廣大市民以往以為不可能;起步太晚,令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手段拖延申請;建制派熟悉遊戲規則,效率事半功倍。這些都是客觀現實,這屆也很可能覺醒太晚,但只是技術性的,不是結構性的。

六、「就算立會過半,普選都要2/3多數,點可能?

假如立法會的非建制派議員過半數,可以做甚麼,像主席排議案時序、對財政預算制衡等,各方論者已分別講述,不贅。要強調的還有下兩步,第一是選委會選舉。1200人選委,不少與立法會功能組別分類相同,很多全票制,勝者全得,而一位現任功能組別議員,對鞏固該組別在選委會的15、18或30票,相當重要。就算新登記的選民選不了這屆立法會,也能選2021年選委。上屆林鄭月娥得777票,減去區議會光復的117票,只要幾個界別再光復,勢力平衡就會打破。

不少朋友擔心,即使選出一個所謂「泛黃特首」,假如只是形象開明,小修小補,依然是騙局。這擔心是合理的。因此,要爭取非建制選委票的特首候選人,必須提出具體做法,而根據基本法框架,有一條普選路是不需人大層面處理、也無需2/3多數通過,那就是功能組別「新九組」化。立法會、選委會功能組別選委怎樣選出,由公司票變成個人票,只是內部立法。假如特首還是建制派,提出這變革,自然需要非建制議員的私人草案、在分組點票同時通過,很難;但假如是由非建制特首提出,那就是政府議案,只需要立法會簡單多數通過,這才是立會過半的重要性。當所有功能組別都是直選產生,都會反映同一黃金比例民意,建制派的壟斷就會徹底消失,2/3自然出現。屆時的功能組別,會類似直選上下議院,民情希望保留兩院、還是地區直選一院,已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happy problem。

七、「泛民咁多年都唔做,點保證佢地做嘢?」

這雖然是混淆了事、人和私怨,但也反映一個事實:由於北京實施鳥籠民主,任何候選人政綱「走數」,都可以歸罪北京,結果才出現「永續反對派」現象。以往香港政治參與度不高,滿足於純口號表態,沒有measurable機制,但全民覺醒後,選民很應該要求候選人列出可量度、有時間表與路線圖的政綱,這比口喊「爭取雙普選」一類,連二十年前的民建聯也曾高叫的口號重要。實質上,這是要求選民和候選人簽訂約章,例如:(1)如果是功能組別議員,要承諾像保險公司跑數那樣,統籌所屬界別選委選舉,促成601變革,假如是直選議員,則按其專業協助,最終成果一目瞭然;(2)承諾在特首選舉,投票給承諾當選後的第一個議案,就是改變功能組別的候選人;(3)並承諾對相關議案投贊成票,哪怕代價是摧毀自己當選的基礎。這才是落實「參與功能組別、為了最終取消功能組別」的口號,也是昔日吳靄儀等前輩參選功能組別時的政綱。

同一道理,到了特首選舉,重點不是比併形象和黑材料,而是怎樣落實上述議題。非建制要支持的候選人,除了要認同「五大訴求」,也必須發毒誓承諾當選後第一份送到立法會的政府方案,就是功能組別改革。雖然政界走數「是常識吧」,但白紙黑字承諾當選後的第一個議案也走數,相信還做不到。

八、「選到選委主任都會DQ,當選又可以唔委任,總之唔會比你得逞」

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三部份:(a)可能性;(b)選贏了制度而有這結局,是否比不參與更差;(c)有沒有其他後續。答案都是同一組邏輯:我們必須理解,一方面,《基本法》確是國情班不斷強調的授權法,「我給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任何範疇北京研判為一國,都可以收回,就是要取消或延續一國兩制,也是literally舉手之勞。但與此同時,即使英國也有叛國罪,幾乎可以合理化一切行為,但非常時期才會使用,就像美國二戰期間,也把美籍日裔人送到集中營。英國要對蘇格蘭議會收回授權,同樣可以,但過了一條線,等同推倒重來,舊有mandate會全盤更改。正如導演可以把武俠電影結尾變成鬼片或鬧劇,代價是失去一切信任。

假如北京的回應,屬於目前相同比例的打壓,例如DQ個別有勝算候選人,這自然不理想,但根據往績,同一陣營Plan B 的得票基本上大同小異,還會附送民怨。假如屬於另一比例的打壓,例如大規模DQ到足以改變選舉結構性結果(那恐怕需要DQ一半候選人),或選出特首後不委任,那就像英國在太平盛世使用非常法律,客觀效果形同修憲。那不是普通的DQ,而是宣告完全改變一國兩制。俄羅斯一些加盟共和國本來是選舉產生,但最終變成中央變相委任首長,固然是先例;問題是香港不是俄羅斯地方政府,而是享有國際地位、對北京的價值也全在於國際地位的特區。當北京完全改變一國兩制,面對的不可測性,包括國際不承認新香港,令北京不能再通過香港集資融資洗錢;香港各界比送中條例激烈百倍的反應;出現獲得民間授權的平行特首等。這些因素之間,又是相互相成、互為表裏;類似海外購島的方舟計畫,也可能由天馬行空,變成可望可即。那不也是另一種進程?

何況我一直深信,香港核心利益和北京核心利益之間,本來毫無衝突,真正有衝突的,只是香港既得利益建制少數派,和香港廣大市民之間,「群眾鬥群眾」的劇本,完全是人為悲劇,北京接受歷史進程,只會利多於弊。關於這一點,下週再述。總之,沒有人有預知能力,知道哪一條路線必然奏效,先知和大師,都是後世塑造的。我們只知道過去九個月,全靠不同路線的交叉合作,兄弟爬山,從沒有排他性、共產黨式二元對立,或莫名其妙的非黑即白。走一條路線,不代表同時不能兼顧其他;恰恰相反,在變幻莫測的21世紀,所有人都兼顧多重身份、多種技能,豈能孤注一擲? 

明報筆陣,2020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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