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滄海難為水:Controlocracy,與只有他們想要的新香港

曾經滄海難為水:Controlocracy,與只有他們想要的新香港

武漢肺炎疫情期間,香港的反送中運動貌似暫停,沒有停的,卻是急速一國化之道。日前以「古法」凌晨拘捕中區區議會主席一事,或許是「23條分拆上市」的里程碑;疫情期間,繼續擴大警權,去逐間食肆巡察食客距離是否有1.5米,司馬昭之心,亦真港人皆知。耶魯大學教授Timothy Snyder的《暴政》一書,說的正是逐步走向暴政的這種過渡期,但香港終點在哪裏,卻不一定是作者不斷舉證的納粹德國、共產蘇聯,而是我們談論過的「獨裁者2.0」。

獨裁者2.0在香港:管控專制的成形

這名字延伸自William Dobson的《獨裁者的演化》一書,講述普京一類現代獨裁者貌似不會徹底獨裁,卻懂得提供無關痛癢的可控式「自由」、「民主」,增加政權的表面認受性,再配合體制外的民族主義群眾運動,來達到更有效率的全面操控。中國自然也屬同一模型,經武漢肺炎一役,更被不少粉絲肯定為「大獲全勝」。牛津大學學者Stein Ringen認為普通的「autocracy」,不足以形容中國國情,特別創造了一個名詞:「Controlocracy」,去講解中國的「管控專制」。

這模式最「成功」之處,就是不用政權親自下令每一步怎做,只要依靠無所不在的監控部門製造白色恐怖,就會讓人民知道「政治不正確」的嚴重代價。加上半操控、半自發配合官方文宣的網絡民粹主義者,讓全體人民互相檢查、自我審查,從而達到「全面管治」、「依法施政」、「社會和諧」的目的。表面上,中國沒有北韓獨裁,人民畢竟享有網購、看電影、甚至隔靴搔癢零星罵政府的自由,只是當任何公民社會、群眾結社、乃至網絡大V粉絲群組織起來,壓力就接踵而至。

在Controlocracy,政權最大訴求就是維持自身的壟斷性管治,任何有潛能得到集體支持的個人、議題和組織,都是對手。只要個體與個體之間互不信任、高度斷裂,缺乏自我生存的能力,除了「信政府、唔怕」之外別無選擇,自然而言就不敢發聲;即使有個別雜音,也可消滅於萌芽狀態。慢慢下來,政權希望大多數人會滿足於對內有消費自由、對外有「大國」虛榮的純物質層狀態,不知道在吃喝玩樂之外,還有真正的人生意義。

但這是你希望出現的新香港嗎?

沒有民主、也有自由 –> 沒有民主、更無自由

當北京聲稱要「全面管治」香港,同一個Controlocracy模型,在2019年6月之後,已經全速運作。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曾說:「或許香港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但事實上香港長久以來一直不折不扣地享有真正及實質的自由。」這句話,加上前文後理和修正,未嘗不正確:香港「確實」(不是或許)沒有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也就是一切),但1997年前的香港,起碼在六七暴動之後,一直享有真自由。

記得我們讀書時,固然有不少老師天天滲透愛國情懷,但第一次是聽到「港獨」概念,同樣是從小學老師口中道來(好像是說「香港人口到了600萬就可以獨立」),至於支持民主更是不在話下,一切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當時不少人一面支持民主運動,一面走到深圳、東莞設廠做生意;演藝人搞完六四晚會,就搞華東賑災籌款;當時的港產片,都是給真香港人看的,沒有任何禁忌。一些左派前輩經常說,雖然他們的意識形態反對殖民管治,但對英國人的智慧、胸襟、管治模式都很佩服:港英不容許他們掌權,但刻意留一條生路,讓他們放手搞生意,或成為專業人士,利益均沾,社會壓力就不會爆炸……

俱往矣。

現在的「新香港」,不但沒有張建宗口中的「西方民主的全面外貌」,連「真正及實質的自由」,及最根本的「免於恐懼的自由」,都已陸續失去。我們的指導思想,正是「一國」的Controlocracy,而這些做法,都是香港六七暴動之後從未出現的。

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沒有任何減壓閥,能長久嗎?

第一個特徵,就是從根本經濟狀態打壓。例如在教育界,即使參與合法遊行示威的老師,也會被放上所謂「暴徒網」起底;在私人社交媒體向朋友分享,也會成為罪狀;然後辦學團體和政府會施壓,不續約、不續牌,成了Controlocracy的王牌。同一邏輯,適用於參與集會的公務員,適用於合法罷工的醫護人員,適用於任何需要專業資格的工作,也適用於任何業務要依靠中國市場的商業機構,無論是國泰還是銀行、演藝界還是體育界。結果,《基本法》明文賦予的各種權利,都成為一紙空文。由於香港是中產社會,稅率低而房價高,生活指數驚人,對穩定工作、私人物業的依戀,比任何地方都要嚴重。這種不敢言、不敢行的恐懼,任何文明政府都知道是病態行為,在新香港,卻迅速變成常態。

另一個特徵,也是針對人性對穩定的根本依戀:昔日香港人普遍追求安居樂業,「上岸享福」,一旦衣食無虞,往往更暢所欲言。但據一些親北京權威人士不時放風,雖然香港是自由港,也沒有中國的外匯管制,但只要以「國家安全」這「一國」之名,或類似「洗黑錢」、「金融反恐」一類罪名,就可以凍結戶口。本來這類罪名的門檻很高,但近來的門檻卻越來越低。任何法律系統,都有備而不用的非常條文,要社會尊重法治,政府必須對非常手段克制。在採用普通法的地方,只要檢控機關厚著面皮不斷製造案例,甚麼都可以說是「依法」,結果即使無須擔心經濟的人,包括富有的上位者、或工作彈性的slasher,只要政治不正確,也隨時面對經濟封鎖。明眼人自然懂得儘快將資產大部份轉移海外,但動輒得咎的陰影,依然也令所有人倍加謹言慎行。

Controlocracy的主體行動者不一定是政府,通常包括一眾白手套。就像在俄羅斯,普京偉光正,異見人士面對的毆打、滋擾、乃至暗殺,都是種種地下勢力所為,表面上,一律與政府「無關」。在互聯網時代,中國處理這一套,更是淋漓盡致,靠的除了原始的群眾鬥群眾公式,還與時並進:月前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文章,就稱之為「大資料極權主義」和「微信恐怖主義」。任何稍微偏離政府主旋律的言行,有了這兩大武器,都會被拿到網上批鬥,由於網絡影響無遠弗屆,後果比單單失去某種工作、某些金錢更嚴重,對個人私隱更是完全無視。這恐怕也是香港的深藍陣營公然建造「檔案庫」的原因。

資訊科技在自由社會,會成為促進公民社會、思想解鎖的裝備,但在Controlocracy,卻反而成為進一步限制思想、言行的幫凶。又是表面上,這些又是與政權「無關」,但政權對他們的差別待遇,卻是唯恐不夠顯明。此所以「光頭警長」身為公務員,可以公然在微信鬧政府、鬧上司,公務員工會卻被政府警告;公然對反對人士說「殺無赦」、「藤條教訓」的人逍遙法外,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卻因為牽強得多的「理由」被羞辱祭旗。

林鄭政權也許深信,識時務者為俊傑,卻不知道曾經滄海難為水,半緣修道半緣君。君,自然都是真香港人。

明報筆陣,2020年3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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