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這反面教材,與全球對中國「銳實力」覺醒之路

香港這反面教材,與全球對中國「銳實力」覺醒之路

曾幾何時,中國把「一國兩制」視為拉攏台灣的國策之一,然而看見香港的「成功案例」,今天台灣絕大多數民意堅決抗拒「一國兩制」,甚至連韓國瑜,也說實行「一國兩制」要「over my dead body」。香港「一國兩制」不可能走回「井水不犯河水」,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早已放棄軟實力,改行「銳實力」。

「銳實力」一詞出自2017年,《Foreign Affairs》、《The Economist》等雜誌紛紛以專題報導,以俄羅斯、中國為調查目標。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撰寫的報告打響第一槍,報告主要負責人Juan Pablo Cardenal曾住在香港,而NED一直被中國視為「顏色革命」推手,去年剛被中國「制裁」離港,作為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報復。但無論北京怎樣抗拒,「銳實力」一詞還是迅速發揚光大,泛指一個國家通過「大外宣」,影響對方輿論、利誘經濟合作、統戰對方精英等手法,建立第五縱隊,從而達到全方位經濟、政治、社會效益,而不再相信單靠散發魅力吸引人的「軟實力」。

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見證「軟實力」到「銳實力」的過渡

香港作為中國「軟實力」過渡到「銳實力」的樣板,最有感受。昔日香港演藝界百家爭鳴,歌手萬眾一心舉辦六四晚會,即使是十年後依然高調支持民運的天后梅艷芳,也沒有被中國封殺。台灣歌后鄧麗君作為與鄧小平齊名的「小鄧」,雖然被官方批評為「黃色音樂」、「靡靡之音」,翻唱李香蘭的《何日君再來》而成為「漢奸」,但據宋楚瑜回憶,當時中共反而有胸襟邀請「小鄧」到四川向數十萬人演唱,只是蔣經國阻撓作罷。不像今天,中港合拍片出現後,演藝人不當「護旗手」、高調配合主旋律,很難有演出機會,略有異議就會被上崗上線為「港獨」,即使是演后級葉德嫻、填詞殿堂級的林夕,也難逃封殺。昔日好些老泛民一面在港高叫民主、一面在深圳河設廠投資,相安無事;但「銳實力」出現後,以經濟手段進行政治施壓成為常態,和平共存,再不可能。

對這一套,國際社會心照不宣,只是以為並不嚴重,倒不如將計就計引資。但一場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全球疫情,國際社會若再不覺醒,未免自欺欺人。早前NBA、英超職球員聲援香港+新疆維吾爾人風波,或國際品牌把台灣列為「country」被要求下架道歉(其實在英語語境,「country」只指地方,例如蘇格蘭、關島,並不涉及主權獨立問題),還只是商業行為;到了中國抗疫大外宣觸及各國內政,觸碰了國家安全基本紅線,就回不了頭。

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文化外交,本來相對成功,但自從贊助各國的中國研究中心、以研究經費統戰各國學者的手段越來越明顯,也就失去了英國、法國文化協會等的subtlety。自此,孔子學院在不少西方國家被勒令關閉,「統戰」議員一類行為成為澳洲的重點反擊對象。剛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前特首董建華,年前通過其中美交流基金會對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捐獻被拒,原因就是避免中共滲透,反映中國「銳實力」不但已成為新冷戰戰場,隨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作為「白手套」的功能,也急速褪色。

批評中國有代價、批評美國沒代價,可長久嗎?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切,西方人也要發大財,誰會與人民幣過不去?紅線之前,倒是事實;在中國獨大、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也是事實。然而,目前兩者皆非,就物極必反。

國際品牌有任何態度被視為「反華」,甚至只是個別員工在社交媒體「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例如說「光復香港」),就會在中國市場被封殺;但品牌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本身已有知識產權、國家補貼等爭議,若高調批評特朗普、批評美國資本主義,卻不會在美國市場有任何影響。邏輯上,可能長此下去嗎?西方市場怎可能無限開放予中國企業,同時坐視自己的企業在中國被以言入罪?以往西方總是騙自己,「生意是生意、政治是政治」,但北京以國泰員工支持香港反送中為由強勢介入,最終以太古解僱眾多機組人員、高層辭職收場、「香港人公司」品牌徹底破產、還充滿後續行為,正是警號。

在自由民主國家,自然不會因為中國企業有反美言論封殺。但須知在舊冷戰,蘇聯資金通過白手套投資西方,會受到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現在中國「統戰」西方企業、媒體、評論員,在抗疫一役總動員,影響遠比蘇聯當年滲透更大。在「國進民退」的新中國,不少民企老闆都是黨員,企業內必然存在黨委書記,更不用說國企;第一代創業者在位時,還能勉強抵擋,但制度比人重要,連馬雲、馬化騰,也要離開自己的商業王國,香港地產商也開始邀請內地人進入董事會,大勢可知。西方市場對中國企業的審查,必然越來越嚴,本來這就是第二輪中美貿易戰談判的內容之一。一場疫情過後,相關「討論」只會更白熱化,這也是為什麼大量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要急速走回香港「再上市」的背景。

微信文革:理性、策略、迴旋空間,是這樣被制約的

「銳實力」主導經濟,體制內的潛台詞,就是中宣部得到影響經濟命脈的權力,倒退到毛左政治掛帥、寧左勿右的年代。創造力在重重枷鎖下,只能關注衣食住行、陽春白雪,連裏面也充滿莫名其妙的禁區;這種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的點擊率經濟,重量不重質,並取巧將國際社會成功案例「中國化」,只會繼續與世界脫軌。

即使在文革年代,最高領導層其實也有彈性,並有威信作出政策逆轉。例如香港的六七暴動,毛澤東、周恩來並沒有因為國內極左氣氛,而冒進「提前收回」香港,隨手一甩,就把「反英抗暴」青年變condom,繼續對香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至於中美建交,迎接批判了數十年的「美帝國主義頭目」尼克遜訪華,理應是最政治不正確的決定,群眾卻也不見反感。

然而在今日,微信世界充滿文革式批鬥,但比文革更微妙的是,這夾雜了「銳實力」的商業利益。一個普通港商、台商就算沒有政治表態,要到大陸做生意,競爭對手只要找幾個小粉紅抹黑為「港獨」、「台獨」,商人要麼要大張旗鼓表態、得失本地市場、變相減低品牌效應,要麼就被政治標籤。這除了限制商業彈性,也嚴重制約了中國領導人的政策選項。無論是內政、外交,本來一手軟、一手硬、忽左忽右,是現實主義國家的常態,而在正常網絡社會,多元聲音十分平常。但有了與牆外切割、自成體系的微信世界,自由主義聲音被長期邊緣化,「銳實力小粉紅體系」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最高層就是有心改變,在風險規避前提下,也無能為力。香港走向極左的覆亡之路,正是前車可鑑。

未來發展,邏輯上只有三個可能:中國改變路線;中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全球化世界斷裂為兩大陣營。選項一看不到曙光,選項二就不要說笑吧。未來大趨勢,呼之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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