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抗爭系列:蘇丹做到的,香港做不到?

在香港案例,特朗普曾經也在Twitter說要為習近平和香港抗爭者「調解」,甚至鼓勵他到前線,但這明顯是抽水。香港畢竟是國際社會承認的中國領土一部份,外國此刻只能單方面研判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中國內地的實體,除非出現重大變故,很難直接調停;特朗普作為一個反覆無常的商人,也只是以「香港牌」作為中美貿易戰棋子,並沒有誠意正視香港問題的根源。然而,國際線是絕對實用的,因為香港足以影響中國經濟大局,也是新冷戰的前哨陣地,只是香港人的國際牌要更有技巧,需要的專業知識、勇氣和彈性,乃至和北京鬥而不破的智慧,都比蘇丹難度更高。

全球抗爭系列:厄瓜多爾離開OPEC之後

這一波群眾運動,在現政府眼中,自然是前總統和委內瑞拉等左翼勢力顛覆;但到了左派上台,又會把一切動亂都形容為美國這個「外國勢力」的黑手。拉美民眾始終認為,自由經濟帶來的是企業對民眾的剝削,企業賺取暴利,民眾卻要承擔生活成本急劇上漲,自然不公平;但商界對福利主義的恐懼,只會更深。厄瓜多爾目前正是大和解的契機,但假如解決不了局勢,鄰國委內瑞拉由天堂變地獄的殷鑑不遠,徵兆亦不妙。

比亞法拉內戰之後,尼日利亞官員眼中的香港抗爭

當然,純粹的網絡存在並不足夠,在本土,伊博人依然有出現抗爭,遊走東部各地的游擊戰,有時也會杯葛選舉,因此相關組織都被中央政府列入「恐怖組織」。而有了他們的抗爭,尼日利亞的資源優勢始終未能全面發揮,始終屬於第三世界,東部問題至今都是計時炸彈,但伊博人真正的元氣,卻已經散落全球,靠「國際線」維繫下去。「我們常說,有人類聚居的地方就有伊博人,他們現在有超過一千萬人口在尼日利亞境外,在美國、英國、德國等地落地生根,建立組織。那裏的伊博人很懂得營商,慢慢建立了自己的全球經濟網絡,生活相對理想,又反過來強化了本土伊博人備受剝削的感覺。畢竟這是全球化時代,很難封鎖網絡,比亞法拉不但死灰復燃,還得到全新的生命。你說他們的未來希望?我想,只要這波全球比亞法拉運動持續下去,而尼日利亞中央政府也不見得管得很好,總有一天雙方會講數,Engagement 才是王道,在同一屋簷下各取所需,不很好麽?」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Vs「獨立調查委員會」:魚目何能混珠?

此情此景,試想如湯先生建議,「參考南非案例」,成立一個「並非尋找對錯,分配罪責,而是就矛盾的因由找出和解方案」,會有甚麼迴響?首先,真正的南非案例,涉及整個政體的最根本改變,權力徹底扭轉之下,對基本對錯已有全國共識,才能「和解」,否則只會火上加油,因此邏輯上,湯先生此刻提出這建議只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其實他要促進南非式「時代革命」,第二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屬何者,當可自行判斷。各方對話自然應該出現,但假如來自沒有法律效力的「真委會」,只會淪為像是2014年政府與學生代表的公關演出,無論有甚麼意見,結局很容易被一堆官僚語言推搪過去,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時候,還要為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弄出魚目混珠的背書,何苦呢。

當南非學運青年死了之後……

非洲國家的危機管理,和政府的protocol,不一定比某一些「亞洲國際都會」好。但過程中,起碼含有人的元素。生而為人,人本價值高於一切,這卻是這個高度官僚化的社會久違了。

從肯雅恐襲回看孟買恐襲電影《11/26慘案》

我們大概對2008年11月26日印象不深,但對印度人而言,那是比9/11更震撼的恐怖襲擊。雖然166人死亡、600多人受傷的「規模」,似乎不能與美國的9/11相比,但整個犯案過程對全體印度人的心理衝擊,卻也許還要持久。在事發當日,恐怖份子對孟買八大地標實行連橫襲擊,手持AK-47、手榴彈等遠比孟買警察先進的武器見人殺人,目標包括五星級酒店、火車站、醫院、咖啡屋等,以求令印度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都永遠留下陰影。

盧旺達:由大屠殺到「非洲新加坡」

這是因為卡加梅除了成功令族群在大屠殺後大和解,還提出將盧旺達建成「非洲新加坡」,連番向中國、新加坡、泰國等國專家諮詢意見,至2000年扶正總統,正式提出「Vision 2020」,目標是在2020年前把盧旺達打造成「知識型中產國家」。正如盧旺達青年、資訊及傳播技術部總監 Claudette Irere 介紹,政府明白讓民眾學會利用資訊科技,才是發展經濟的唯一途徑,所以決心從農業經濟轉向知識經濟。「Vision 2020」包括六大方向:改善政府管治;提升國家運作效率;提升首都民眾的教育、醫療及資訊科技技術;提升私企活力;建造國際級基建;農業和蓄牧業現代化。一言蔽之,就是大力投資到現代化人才培訓,鼓勵青年初創,讓國家儘快進入數目字管理時代。

紐西蘭恐怖襲擊與「meme世代」

在另類右派抗擊主流的過程中,迷因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們愛用玩世不恭的語氣,嘲諷傳統精英的理想,以短小精幹的迷因自居人民大眾,與知識份子、習慣長篇大論的自由派針鋒相對,這文化迅速在世界各地被仿效,包括香港網絡世界。另類右派發展出盤據網絡和製作迷因的習俗,因為不少人難以進入主流,背後也有邊緣被壓迫小眾抗擊主流的自我期許:自由派控制了政壇、傳媒、學院以及大小國際組織,網絡就成為他們打擊「腐敗精英」的唯一方法。

網絡時代的基督城槍手:Facebook直播的年代

「恐怖主義」在不同時代、語境有不同定義,但引起注意與散播恐怖總是共同特徵,兇手都希望打一場影響大眾意識的心戰。社交媒體興盛之前,主流傳媒形成了建制精英的審查機制,大眾與連環殺手、恐怖主義者的第一手材料之間,存在無形的審查之牆,也有明顯的時間差,因此要造成大規模恐慌的人,需要造成大規模傷亡,主流媒體才不得不報導,門檻不低。但社交媒體移除了中介,恐怖主義者與他的「目標受眾」基本上能直接溝通,毫無阻隔,即使這次直播「只」殺一人,其實也會引起震撼,那同樣不是主流精英所能防微杜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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