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Vs國際刑事法院:道德高地有多重要?

不過經驗法則顯示,南海仲裁案雖然令中國短期內失去一些道德高地,但隨著菲律賓新政府態度180度改變,加上其他國家無視PCA的案例確實存在,卻是成功過了一關。這次輪到美國依樣葫蘆,向ICC宣戰,可能也不遑多樣:話語權是低了些,但ICC自然無可奈何,連帶其他國家對ICC的尊重也會越來越低。問題是世界向這方向走,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克林頓的創意:耶路撒冷聖殿山的「地上Vs地下主權論」

克林頓當時相當積極促成以巴妥協,那是他在國際舞台的告別作,力求將以巴和解的完全實現,作為自己任內的最大政治遺產,要是成功,足以名垂青史。因此克林頓徵集了不少專家提出創意解決方案,談判期間的最後秘密武器,就是拋出了「地下主權論」:建議從「橫向」和「縱向」兩個維度,對聖殿山進行主權劃分。

G20的漏網之魚:峰會應該擴大嗎?

目前G20有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代表拉丁美洲,但非洲只有南非一國,而南非經濟曾長期獨立於非洲大陸,GDP亦不及非洲大國尼日利亞,能否代表非洲,頗成疑問。當歐盟作為非國家個體的身份,也能加入G20,非盟理應同樣有資格加入,特別是非洲缺乏法國、德國那樣的明顯領袖,更需要跨國組織的協調。理論上,東盟也可以考慮加入,目前印尼飾演了東盟代言人角色,但泰國、馬來西亞等都不甘於此。目前非盟、東盟都是G20特邀觀察員,存在「正名」空間。

國際關係新主角:網絡、城市,與中國國際經貿發展

Khanna的基本思想是:現今世界國與國的競爭,已非昔日不同意識形態與政經體系之間的競爭,而是在同一世界體系之內的競爭。在這樣的競爭下,國家戰略重點已由昔日的領土爭奪,轉為競逐網絡與供應鏈、增加匯聚與影響全球各類人才、資本、數據、商品等流動的能力。換言之,在21世紀,人類社會的組織基礎,已非國界與主權,而是供應鏈與世界網絡聯繫(connectivity)。《金融時報》去年四月文章〈什麽是國力強大的關鍵? 〉,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其中一段這樣寫道:「咨詢公司麥肯錫(McKinsey)表示,全球商品、服務、資金、人員和數據流動在決定國家、公司和個人的命運方面“扮演著越來越大的角色”。麥肯錫在其“聯系度”指數中對這些因素進行了衡量。“孤立就會落後”。處於全球航運和資金流動核心的小型開放經濟體新加坡名列榜首,荷蘭、美國、德國、愛爾蘭和英國緊隨其後。」

新馬小島爭奪戰:新加坡的國際法認知

新加坡的上述舉證,完全針對現代國際法對「主權佔有」的界定而做出,尤其是指出「馬來西亞在自1847年後,一百多年間,一度對英國和新加坡的舉動不聞不問」,正對應國際法中關於「取得時效」(prescription)作為主權聲索基礎的規定。最終, ICJ裁決「Pedra Branca主權原屬於柔佛蘇丹,但後來事實上轉移給了英國/新加坡」,只是對附近小島給予馬來西亞作下台階,反映新加坡對國際關係語言,有一套英國人訓練的心法。

奧運難民隊、難民國:新型國際關係的未來

有了里約奧運的難民隊先例,各種非國家身份隊伍參加奧運的可能性越來越高,這可以是一發不可收拾的範式轉移。例如那些希望獨立的地區,一直希望以獨立身分參與奧運,假如他們不願意代表所在國參賽、而又找到能被理順的難民身份(有專業律師協助並不困難),甚至乾脆加入難民隊,也可以成為迂迴宣揚獨立意識的平台。

澳洲與東帝汶的海域爭議與雙重標準

比較「東帝汶訴澳洲」案和「菲律賓訴中國」案,兩案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在兩起糾紛中,都是弱勢一方認為自己的權利被強勢一方侵佔,意欲以國際法來維權,而強勢一方都對此持拒絕態度,不願交予聯合國轄下的ICJ判決,可以單方面訴訟的PCA,就被派上用場。在兩起訴訟中,大國都選擇將領海劃界問題排除,小國則通過挑戰既有法案、定義的方式,來間接達至維護領海的主張,也是小國善用國際法與強國週旋的智慧。

納土納群島:中國與印尼的潛在糾紛

納土納群島海域屬南海一部分,不過中國從未對群島本身申索主權。2015年11月,中國外交部專門就納土納群島主權問題發表聲明,表示「中國與印度尼西亞之間不存在領土爭端,印尼方面不對南沙群島持有主權聲索,中方亦不對印尼在納土納群島的主權持有異議。」表面上,這是中國近年在圍繞南海主權歸屬問題上,首次認可他國的主權主張。但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因為主權從不是爭議的根本。

白馬非馬,太平島非島?

看到這裏,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一點:法院的判決,在現實政治層面是不可能執行的,無論是中國、美國、俄羅斯還是日本,都只會繼續自己定義「島」「礁」。法官們嘗試排除現實政治對法律本身的影響,作出「激進」(或「最符合學術定義」)裁決,卻在實際操作層面大大壓縮了迴旋空間。本來,國際法作為「軟法律」,條文模糊,可操作空間大,才可以與外交實踐有機結合。然而水清則無魚,由於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執行,反而令國際社會對國際法的尊重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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