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寒諜戰》:兩韓對峙的陰謀論

《北寒諜戰》劇情的轉捩點,在於「黑金星」發現自己辛辛苦苦、通過種種非人考驗、進入北韓決策層的努力,原來毫無價值,因為北韓根本不是搞社會主義,只是一心賺錢,核武不過是生財工具之一。更戲劇性的是,原來南韓情報部門和北韓一直有秘密往來,每次南韓大選前,執政黨、保守派都會賄賂金正日,讓北韓發射導彈之類,製造緊張局勢,以打擊反對派選情。由於南北韓強硬派都要通過製造外部敵人,才能鞏固內部權力,因此一拍即合,表面上不斷宣傳「國家安全至上」,實際上卻有高度默契。

朴烈:由無政府主義者到共產黨員的矛盾一生

獲釋後的朴烈,依然是朝鮮半島的民族英雄,不過經過漫長牢獄生涯後,他已經由年輕時的無政府主義者,轉變立場為反共人士,同時因為立場不夠涵蓋政壇光譜,爭奪主要領袖位置都失敗。韓戰爆發後,朴烈加入南韓一方參戰,不幸被北韓俘虜,立場隨即180度改變,公開成為(或「被成為」)親共人士,更在北韓主張和平統一的組織擔任要職。到了1970年代,金日成大權獨攬,準備金正日的接班,大舉肅清異己,朴烈又被北韓視為「間諜」,慘被處決,終結了複雜又多變的一生。

樹大招風

1984-2003年這二十年,可能是香港歷史上最獨特的歲月,一方面風雨欲來,眾多正常情況下不會出現的盛世、亂世紛呈;另一方面,卻是一代人心目中的黃金歲月,機遇處處,英國人差的一面遠去、中國管治的問題未到來,而中英兩國庇蔭下的優勢,卻能共享。這樣的時代,不可能是歷史的常態,而且物極必反,到了今天,公式可能剛好相反。難怪《樹大招風》表面上說的是「三大賊王」,卻能令千千萬萬個「王」心生共鳴。

寒戰II

其實就是「主流派」的李Sir,也是由始至終極度清醒的。他原來辭職退休,拒絕四大地產商按「潛規則」邀請當顧問,未嘗不是真的希望退出江湖。他被逼「落水」後勸兒子「和這幫人距離越遠越好」,明顯知道政治黑暗,已不是舊日香港精英那套遊戲,不過又是因為兒子的不能自拔,連自己也不能突破宿命。

赤道:香港涉外關係大字典

在影片中,最早聲稱得知恐怖份子「赤道」所在的人,是一名信奉錫克教的情報商人,他與警察相遇的場所,就是灣仔皇后大道東錫克廟,也是筆者經常帶學生「田野研究」的地方。香港錫克教徒有沒有情報體系,筆者不敢妄言,但歷史上,他們的確和香港安全息息相關。

王朝的女人-楊貴妃:唐代國際關係觀

唐代「國際主義」雖然盛行,卻直接導致安史之亂。叛軍首領安祿山、史思明都是胡人出身,安祿山本人可能是當時最有「國際視野」的人之一:他祖先是來自波斯的粟特人,母親是信奉祆教的突厥人,通曉多國語言,對西域各國各族的情況非常熟悉,對大食、大秦的了解,亦勝過玄宗;與此同時,他多次入朝,得玄宗信任,也對唐代外強中乾心知肚明。他的軍隊主力正是西域各部族,假如不是被灌輸了一些「大中華思想」,堅持要攻陷長安,而是率領胡人獨立建國,獨霸一方,歷史很可能改寫。

大盜五右衛門:東西之間遊走的日本經典

這樣的鋪牌,和張藝謀全新演繹荊軻刺秦王、以秦始皇為中國帶來「和平穩定」的《英雄》,令荊軻放棄刺殺計劃,幾乎完全一樣;某漫畫改篇金庸的《倚天屠龍記》,也說武功蓋世的張無忌放棄暗殺已成皇帝的叛徒朱元璋,根據的也是「怕他死了國家更亂」的維穩邏輯。這些放在中國,還可理解,但搬回古代日本,總是有點突兀。

新加坡電影:爸媽不在家

前者諷刺新加坡教育制度,以至社會的「家長式管治」意識形態,後者則透過孩子與外傭、父母的親疏關係,反思新加坡中產家庭的隔閡。兩者均圍繞新加坡的典型社會、生活議題,並且通過一種清新、在地的小品敘事方式呈現,示範了如何無須觸及「high politics」議題,也能解釋何謂社會發展帶來的「alienation」。

日本最長的一天

電影導演原田眞人受訪時,曾被問到對畑中健二等年青軍官角色的刻劃頗為正面,是否暗示對右翼軍國主義的肯定;導演聲稱《日》是反戰電影,因為年青軍官們即使滿腔熱血,亦無法改變局面,可見「勇武」之於事無補。然而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電影的東條及少壯派經常提及日本「國體」,暗示「國體」比天皇本人重要,這也可算是今天安倍政府推動日本「普通國家化」的理論基礎之一。

王家欣:甚麼是香港?

滿口鄉音的大叔,明顯是新移民或新移民後代,卻沒有被質疑不是香港人,正如金庸、倪匡從不會被質疑不是香港人,因為他們既保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又融入了香港的主流。以英文教結他的音樂人,反映了六十年代遺留下來的西洋音樂風,雖然明顯已「在地化」,但那種英文,卻是香港獨一無二的,Joe Junior的英文,就比今天滿口美式發音的國際學校學生來得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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