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里蘭卡:Hambantota港出租之後

因為資不抵債,導致斯里蘭卡政府需要出售極具戰略意義的漢班托塔港口予中國,印度對此極其不滿,國內反對派也以此大造文章,但其實沒有其他國家願意以中國的價格出手,財困的政府也沒有多少選擇。

吉爾吉斯:顏色革命之後的李白故鄉

全國成年女性都達到中學教育程度、男性相關數字亦達99.9%,這是一個近乎零文盲的社會,也是它何以在中亞各國當中容易推進民主的原因。與此同時,吉爾吉斯的勞動成本卻極低,2018年的最低工資僅為每月20美金。如此吸引的條件,外資理應盡早把握機遇。

哈薩克:強人時代之後

這位現年77歲的開國總統自哈薩克獨立以來就掌權至今,近年權力鬥爭處處,和親屬也反目成仇,令人擔心未來接班路能否暢順。年前哈薩克的前「第一女婿」、納札爾巴耶夫女兒的丈夫阿利耶夫(Rakhat Aliyev)死在奧地利獄中,此前據說他曾執行不少家族秘密任務、融資活動,但最終和總統鬧翻,成為政壇鬥爭的勁敵,就充滿古代宮廷鬥爭色彩。

尼泊爾:中印夾縫之中如何生存

尼泊爾境內的印度裔不滿當地新憲法,要求提高政治參與而引發騷亂,印度以封鎖邊境回應,尼泊爾的燃油供應因此被切斷,需要尋求替代供應,中國就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即使同年年底,尼印兩國關係開始回暖,但尼泊爾已一改依賴印度的對外政策,開始借中國減低印度的影響。

緬甸:淨土雜化的挑戰

緬甸罪案變得多元化、持續增加,某程度上是與經濟結構有關。本來緬甸是一個「現金城市」,絕大部分交易都以現金進行。加上軍政府時代貪污嚴重,以及國際金融準則在緬甸未全面應用,因而孕育了大量灰色地帶,造就緬甸成了一個「洗黑錢天堂」。

緬甸:下一塊金磚

雖然緬甸中產階級仍處於起步階段,大多集中在仰光等大城市,但已經顯示了驚人潛能。以汽車為例,從Oxford Business Group引述的數字可見,仰光在2014年的汽車數量,比2007年上升一倍,超過30萬架,反映緬甸人的消費力正在上升,而且有能力負擔奢侈品。

由《經濟學人》對「一帶一路」的質疑談起

更重要的是,《經濟學人》認為「一帶一路」海外投資的運作方式,依舊沒有擺脫中國傳統外援模式,即側重「上層路線」,通過發展與當地官員的「關係」,直接從當地政府手中,接過項目。問題是,在東南亞、南亞等新興經濟體,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意識與日俱增,「一帶一路」牽涉的不只是政府,還有當地民企、社群、NGO 等,後者往往不認同中資的處事方式。從緬甸密松大壩、到斯里蘭卡科倫坡港口城,中資遭遇本土反彈、抵制的例子頻生,正是因為中資在項目招標、規劃和建設過程中,缺乏程序公平意識,沒有與當地社群充分溝通,自然更談不上有何「企業社會責任」。

一帶一路的遠鄰:阿聯酋的知識型經濟

阿聯酋的政治局勢一直平穩,與它內部的「高度自治」有不少關係。阿聯酋由七個酋長國組成,各國都有類似「一國兩制」的安排,「阿聯酋聯邦國民議會」只是聯邦層面的政策諮詢機構,由各酋長國代表組成,半數成員、正副議長均由選舉產生,各成員的地區利益一直得到相對平衡,而又有各式各法的彈性:有些如杜拜般進取,有些如沙迦般保守,有些則如阿布達比般後發制人。作為一個整體,阿聯酋內部互相對沖,卻有了鄰國沒有的優勢。

巴西名宿烏茲別克中伏記

奇事卻發生在史高拉利時代,古爾納拉的公司Zeromax忽然宣布「破產」,觀乎這公司背景,除非國家滅亡,否則不會自然倒閉。一般相信破產原因,是一些非法業務曝光,為免連累政權,才要金蟬脫殼。為了證實破產,賓約哥也要「交戲」,李華度等球星的天價合約紛紛爛尾收場。這些巴西球星在烏茲別克雖獲財富,但失去尊嚴。

二百年後之機遇 —— 習近平的「亞洲門羅主義」?

此「四個安全」說白了,就是要建構和西方主導的安全觀相反之「亞洲觀念」。在中國眼中、也是在不少「亞信」會員眼中,「西方安全觀」相對於「共同安全」,個別國家是可被「普世價值」干涉(如伊拉克);相對於「綜合安全」,分離主義可以「公投」之名進行(如科索沃);相對於「合作安全」,一人一票民主變成二元對立的「零和遊戲」(如泰國、烏克蘭);相對於「可持續安全」,西方要第三世界遵守的環保、貿易等基準,往往對急速發展造成障礙(如越南)。中國的針對性提法,明顯要拉攏「亞信」的亞洲國家,來與美國「重返亞太」的東亞、東南亞、大洋洲盟友打對台。除了「四個合作」,習近平還畫龍點睛(或曰畫蛇添足,視乎觀點),以「三個歸根」總結說:「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這樣開宗明義要「(「亞信」的)亞洲人管亞洲」,潛台詞自然是不要以美國為首的「非亞洲人」、「類亞洲人」對「(「亞信」的)亞洲」說三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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