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國際社會實行類似「一國兩制」的地方極多，這次抗疫，也成為真假「一國兩制」的照妖鏡。日前馬來西亞東部的沙巴政府宣佈，禁止中國大陸來往沙巴的航班入境，總數達每週117班，港澳台航班不在此限；值得注意的是，馬來西亞政府卻沒有這政策，依然容許中國航班降落

「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一樣，都是不能複製的，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角力、金融體系運作，還有處理民情的不同智慧。新加坡反對黨一直存在，而且理論上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是李光耀高明之處：一方面，強調新加坡四週的不穩定，去把「穩定」變成新加坡朝野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讓民意也得到制度上的有效抒發，維持執政黨自我完善的動力與需求，例如年前補選喪失了議席，人民行動黨就立刻「回應訴求」，大幅度改變了新移民政策，這種穩定背後的靈活性，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缺乏的。假如世上有威權與民主作為光譜的兩極，香港現在是缺乏兩者的好處，既沒有威權的效率、也沒有民主的認受，卻出現了兩者的弊端，這和既有效率、又有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模式恰恰相反，這也說明了何以兩地民情越來越落差。吳明盛身為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對上述模式自然心中有數，但依然願意承擔反對派的角色，因為到了最後，他們都有很強的新加坡人認同。但此刻香港，當近年民調越來越顯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越趨切割，似乎連新加坡這種各派最後大和解的空間也逐漸失去，社會矛盾種種Root Cause又被按下不表，吳明盛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何嘗不是我們的憂慮？

儘管新德里不斷強調「全國十多億大多數民眾」支持修憲，強調克什米爾地區人民應與拉達卡及查謨地區人民共同慶祝來自新德里的直接管治，甚至有指在修憲完成後莫迪政府將會「派糖」，有大規模的基建工程上馬，令克什米爾地區齊齊「發大財」。但當當地局勢劍拔弩張，穆斯林社區擔心失去原有「一國兩制」對身份、工作機會、教育及宗教權利的法律保障後，最終會因全國印度教徒流入，而令原有生活變得蕩然無存，「明日克什米爾」也好，「克什米爾發大財」也罷，對他們然而都是絕無意義。印度政府此舉對國內多元文化的尊重，也起了極壞先例。

論及作為世界各方信任的中介人，新加坡似乎遠較越南合適；但仔細一看，越南要的類似優勢，卻也可塑性甚高。當今世上依然存在的共產國家不多，北韓、越南正是其二，它們有歷史上的緊密淵源，與強鄰中國也有相類既親非親、若即若離的複雜情感，越南要得到威權國家信任，自然並不困難。更有意思的是美國雖是越南老對手，近年卻成為其重要戰略夥伴，合作已經由經濟拓展到戰略、軍事領域，針對的自然是中國，西方國家紛紛加持「越南奇蹟」，作為由敵人變成盟友的樣板。日本戰後復興之時，正是倚仗這樣的身份，越南自不會錯過機遇。

所以基本上馬來西亞政治就是這一群馬來菁英的宮廷劇，彼此都認識彼此都有彼此手機號碼都感情很好很有淵源。華人政治人物的前途都是要跟對馬來老闆，馬華公會的老闆就是巫統，所以林良實的老闆就是老馬，廖中萊的老闆就是納吉，（所以他老婆的工作就是要陪他老闆的老婆打羽毛球），行動黨林氏父子這二十年的馬來老闆本來是安華，結果跟了二十年好像也沒什麼油水，所以這兩年就換老闆了跑去跟老馬，果然升官發財豐衣足食，風水輪流轉，輪到馬華公會怪自己的馬來老闆不給力，（其實很大部分也是自己不給力）。 所以這些華人政治人物鬥彼此就很兇，遇到馬來老闆就靜靜。就和辦公室政治一樣，鬥永越是鬥和自己同級的，誰敢越級打怪鬥大老闆隔天就失業了。

問題是，多少受害人是死有餘辜、多少是因不同理由被無辜牽連，永不會有客觀基準。杜特爾特的非法處決雖然被人權組織、聯合國詬病，但始終受到相當支持，因為除了這樣，要根據正常程序制裁江湖猛人，根本是天方夜譚。

反方自然認為，私人地方的私人活動不屬政府管轄範圍，假如家中也要禁煙，還有大量其他行為可以依樣葫蘆，例如家中醉酒大叫也會影響鄰居，那樣是否也要家中禁酒？何不有滋擾行為出現才作檢控？而且在操作層面，又怎樣執法？

重點中的重點是，她外貌娟好而年輕，Whatsapp的profile pic很是可觀，比我那位寫親子專欄的太太，其實更具備當KOL的條件。然而她的月薪，即使我們已主動調高以免她跳槽，還是不及太太十分一，易地而處，她如何想，可想而知，只是背後涉及國際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問題，非個人能力所能改變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