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潛行浩劫96小時》:俄羅斯潛艇大災難的背後

潛艇爆炸自然令俄羅斯顏面受損,但長遠而言,卻未嘗不是撥亂反正的契機。事發時,普京剛上台不久,並未有今天的強勢,由於他沒有即時離開渡假地方,回到首都指揮大局,受到國內媒體大量批評,也可算是個人面對的第一波危機。《潛行浩劫96小時》本來有普京的角色,但據說製片人擔心電影上映後會終身被俄羅斯情報局監控報復,而把角色刪除。其實普京的危機處理,可謂十分出色:他明白到事故對前線士氣、國民身份認同的打擊後,自此意識到加強PR的重要性,徹底和從前官僚形象劃清界線;更重要的是,事故給了他裏裏外外重組權力的契機。俄羅斯軍隊本來由蘇聯時代的老官僚把持,普京在事故後除了大舉改組軍隊、特別是北海艦隊領導人,國防部長也「被辭職」,接任人是普京親信、非現役軍官伊萬諾夫,打破了蘇俄國防部長是現役軍人的傳統,這些都是普京鞏固權力的舉措。

梵蒂岡性醜聞與大數據時代

事實上,神父不能結婚生子只是人為的規定,緣起自然不單是為了「專心侍奉主」,而是充滿世俗計算。在中古時代,一切資訊不透明,神職人員作為凡人與神秘力量的中介,身份遠比今日為高,他們若能顯示摒棄一般人的七情六慾,除了能被信徒視為言行合一的聖人,也有助增加整個宗教的道德感染力。佛教僧侶出家,也有類似計算,更極端的還有耆那教的苦行,本來就是要把凡人升格為非人。

不過天主教神職人員獨身的設定,還是源自權力分佈為主。當中世紀教會成為早期全球化的最龐大官僚體制,如何避免個人利益凌駕集體利益,就成為教會捍衛自身地位的最大挑戰。假如神父有家庭,很難避免把種種特權嘗試傳送到妻子兒女,甚或建立家天下的宗教王朝,此所以梵蒂岡歷代領袖雖然充滿醜聞,但卻能根本杜絕被單一家族騎劫。某程度上,封建王朝以宦官取代正常男人掌管內廷,雖然形式相異,但某種邏輯卻是相通的。

假如脫歐公投發生在大數據時代

試想像,在相關技術完全成熟的未來平行時空,脫歐公投可以怎樣進行?首先,主辦公投的政府應能客觀掌握大數據,讓各行各業、不同年齡層、不同關注面的選民,都知道脫歐或留歐對自己的具體影響,而不用被既定立場的政客扭曲資訊來欺騙。由於直接民主的前切需要選民掌握充份資訊,他們的一票才有價值,假如公投由電子政府進行,亦可以強制所有選民都要讀了相關訊息,才能投票。

英屬印度洋領地案:大英帝國的最後陰謀

結果在英美兩國商議下,決定首先把查戈斯群島從毛里求斯殖民地切割出來,再和附近另一些小島,組成「英屬印度洋領地」。時為1965年,毛里求斯還未獨立,政府也無力抗議,英國的說法則是「永久買下」這些島嶼,自此成立了一個新領地。行政手術完成後三年,英國將查戈斯群島的全體二千名原住民趕走,把他們遷徙到毛里求斯等地,令島嶼變成無人島,再將之租予美國,成為美國軍事基地至今。美國對這個基地十分重視,除了建立了軍港供戰艦停泊,還興建軍事機場供轟炸機升降,近年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時,羣島依然是轟炸機的前線基地,目前約有三千至五千美軍和家屬住在當地。

英國脫歐亂局:何不承認第一次公投出現技術失誤?

「是否支持英國繼續留在歐盟」這問題,本質是一個純政治表態;但「主張英國應該和歐盟建立哪種關係」這問題,本質卻是具具體體的技術操作。前者的答案,可以是簡單的「支持」Vs「反對」,但後者的答案,就必須包含由光譜一極到另一極的不同選擇,也就是由無協議硬脫歐這極端、到維持現狀留歐這另一極端,與及其他種種介乎兩者之間的方案。只要把那些方案並列出來,相信結果很可能是支持「留在歐盟但談判爭取更大自主性」、與「支持脫歐後與歐盟維持緊密關係」這兩個偏向中間的選項,會成為主流民意;但在簡單的二元對立式公投,支持這兩類選項的人,卻會被兩極綑綁。事實上,從第一天開始,金馬倫推動公投時,就沒有認真想過「方案」問題,當時幾乎沒有人想過甚麼「挪威模式」、「瑞士模式」,更不用說公投設定的根本問題。英國政府假如不承認這一點,在日後推動公投時附加應有的責任條款,還會發生類似鬧劇。

回到鐵托時代:舌尖上的南斯拉夫

執筆時身在貝爾格萊德,深夜總是餓,巴爾幹的回憶卻是伴隨味覺滲出來。曾經寫了不少回憶南斯拉夫強人鐵托的文章,那時候的南斯拉夫人吃什麼,同樣值得重溫。巴爾幹半島一直是東西交匯點,同時佈滿奧匈帝國和額圖曼帝國的特色,雖然論講究,南斯拉夫的食物比不上法國和意大利,但在鐵托管治期間,南斯拉夫人和其他鐵幕國家的同志完全不同,過著小資生活,連帶飲食文化,也別具韻味。

如果是機制一部份:英國脫歐二次公投?

那「二次公投」有沒有案例可尋?理論上,一個國家就同一議題確實可以重複公投,但通常不會完封不動的在短時間內再來一次,例如英國從前也曾進行留歐(共體)公投,但已經是1975年。有些案例則是在公投否決議案後,政府立刻進行修訂,然後短時間內再公投一次,例如2008年愛爾蘭公投否決歐盟的《里斯本條約》,經修訂後翌年再投就獲通過;丹麥曾在1992年公投否決歐盟的《馬城條約》,在歐盟修訂條款後的翌年再公投又是通過。

當歐盟回絕意大利預算案

歐盟的反應則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意大利是繼希臘後,歐盟負債比率最大的國家,2017年的政府債務總額相當於GDP的131%。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任何債務危機,都會對歐盟造成極大威脅,令歐元的公信力再受衝擊。然而歐盟也必須正視一個結構性問題:目前歐洲一體化下,只能有統一貨幣政策,但歐元區國家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存在莫大分歧,成員國在經濟發展和歐元區整體穩定之間,往往難以平衡。制度不更新,希臘、意大利的危機只會再三出現,要是再遇上特朗普式民粹領袖席捲全歐,問題就大了。

東印度公司與「一帶一路」

羽田正分析上述錯綜複雜的歷史期間,特別強調整個歐亞政局如何被歐洲各國這些「東印度公司」連成一氣,東亞貿易秩序、乃至政治秩序又如何從中確立。歐洲各國在印度洋暢行無阻,主因是印度洋、東南亞一帶,傳統上是所謂「經濟之海」,當地沿海政權對控制海洋的興趣並不大,只關心如何在這片海域從事貿易活動。無論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中國人、乃至後來居上的歐洲人,只要繳納足夠的貨物稅、港口稅,在當地出出入入,在港口建立根據地,本土政權都不會有太大意見。對印度洋海域國家而言,海洋屬於生計,並非政治角力場,以為歐洲人充其量不過是諸多商業競爭者之一;即使日後歐洲國家以武力為後盾,奪取了一些港口的控制權,當地人仍可透過其他小港口、甚至陸路進行貿易,依然未對政權構成根本影響。到了最後,圖窮匕見,自然為時已晚。今天印度洋諸國若干評論員以「一帶一路」和東印度公司相提並論,未嘗不是對自身歷史對「經濟之海」的教訓有深刻反思而成。

大嶼山大戰略前傳:蘇聯的香港故事

1967年後,英國開始默許蘇聯在不驚動中美兩國的前提下,在香港低調進行活動,例如容許多一些蘇聯「商船」停靠香港,蘇聯則把這些「商船」作為實質上的流動領使館,進行外交及情報活動。此外,蘇聯在香港派駐了兩名「海事督察」,表面上負責管理停靠香港的蘇聯「商船」,實際上已經是駐港代表,不再需要依賴古巴駐港領事館工作。雖然由英國MI5管理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仍會拘捕在港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士,有些蘇聯水手及與之接觸的港人亦因此被捕,但起碼蘇聯間諜成功進駐香港,已是客觀事實。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甚至出現了作為蘇聯「文化外交」代言的親蘇聯書店,以及香港左翼友好參與的莫斯科交流團,這都是1967年前難以想像的。

U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