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歐盟回絕意大利預算案

歐盟的反應則完全可以理解,因為意大利是繼希臘後,歐盟負債比率最大的國家,2017年的政府債務總額相當於GDP的131%。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意大利的任何債務危機,都會對歐盟造成極大威脅,令歐元的公信力再受衝擊。然而歐盟也必須正視一個結構性問題:目前歐洲一體化下,只能有統一貨幣政策,但歐元區國家在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存在莫大分歧,成員國在經濟發展和歐元區整體穩定之間,往往難以平衡。制度不更新,希臘、意大利的危機只會再三出現,要是再遇上特朗普式民粹領袖席捲全歐,問題就大了。

東印度公司與「一帶一路」

羽田正分析上述錯綜複雜的歷史期間,特別強調整個歐亞政局如何被歐洲各國這些「東印度公司」連成一氣,東亞貿易秩序、乃至政治秩序又如何從中確立。歐洲各國在印度洋暢行無阻,主因是印度洋、東南亞一帶,傳統上是所謂「經濟之海」,當地沿海政權對控制海洋的興趣並不大,只關心如何在這片海域從事貿易活動。無論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東南亞人、中國人、乃至後來居上的歐洲人,只要繳納足夠的貨物稅、港口稅,在當地出出入入,在港口建立根據地,本土政權都不會有太大意見。對印度洋海域國家而言,海洋屬於生計,並非政治角力場,以為歐洲人充其量不過是諸多商業競爭者之一;即使日後歐洲國家以武力為後盾,奪取了一些港口的控制權,當地人仍可透過其他小港口、甚至陸路進行貿易,依然未對政權構成根本影響。到了最後,圖窮匕見,自然為時已晚。今天印度洋諸國若干評論員以「一帶一路」和東印度公司相提並論,未嘗不是對自身歷史對「經濟之海」的教訓有深刻反思而成。

大嶼山大戰略前傳:蘇聯的香港故事

1967年後,英國開始默許蘇聯在不驚動中美兩國的前提下,在香港低調進行活動,例如容許多一些蘇聯「商船」停靠香港,蘇聯則把這些「商船」作為實質上的流動領使館,進行外交及情報活動。此外,蘇聯在香港派駐了兩名「海事督察」,表面上負責管理停靠香港的蘇聯「商船」,實際上已經是駐港代表,不再需要依賴古巴駐港領事館工作。雖然由英國MI5管理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仍會拘捕在港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士,有些蘇聯水手及與之接觸的港人亦因此被捕,但起碼蘇聯間諜成功進駐香港,已是客觀事實。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甚至出現了作為蘇聯「文化外交」代言的親蘇聯書店,以及香港左翼友好參與的莫斯科交流團,這都是1967年前難以想像的。

Glocalization:格魯吉亞湯包與小籠包

格魯吉亞在一般華人心目中可能默默無聞,但作為完全倒向西方、更曾和俄羅斯開戰的前蘇聯國家,它一直是國際關係熱點。近年格魯吉亞也漸漸被港人認識,主因自然不是國際關係,而是當地積極向全球推介號稱有八千年歷史、售賣盛在特色陶罐內的葡萄酒,令不少國際美食節都開始出現格魯吉亞攤檔。筆者年前曾到格魯吉亞,對格魯吉亞湯包「khinkali」的印象反而更深,因為這可謂學者David Held演繹的第一代全球化:「稀薄全球化時代」(Thin Globalization)的典型產品。

塞爾維亞人的被害情結

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人在近年贏盡道德高地,西方媒體就是通過報導科索沃的苦況,來逐步合理化南斯拉夫的解體,與及對塞爾維亞的出兵。然而在歐洲歷史洪流中,科索沃的阿爾巴尼亞裔卻長期處於道德低地,一來作為穆斯林,始終和歐洲文化格格不入,二來他們對斯拉夫民族的逼害,也有不少案例。

塞爾維亞王國復辟在望?

民主共和是歷史洪流,但君主立憲制其實並非沒有競爭力。近年成功復辟的王室,最著名的是柬埔寨,作為赤柬暴行後的和解力量而存在;再遠一點的有西班牙,由王室填補了獨裁者佛朗哥的精神空間。不少非洲國家近年也把被推翻的部落土王迎回來,例如烏干達把主體部份布干達王國土王「卡巴卡」接回國內,並賦予憲法地位,就是基於同類原因。

平行時空:如果香港是德國殖民地

inden 是德國中北部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一個小城,棉登徑附近在19世紀一度聚居了不少來自Minden 的德國人,兩條街道也就因此得名。後來居港德國人因世界局勢動蕩離港,「棉登徑」和「緬甸台」則保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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