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嶼山大戰略前傳:蘇聯的香港故事

1967年後,英國開始默許蘇聯在不驚動中美兩國的前提下,在香港低調進行活動,例如容許多一些蘇聯「商船」停靠香港,蘇聯則把這些「商船」作為實質上的流動領使館,進行外交及情報活動。此外,蘇聯在香港派駐了兩名「海事督察」,表面上負責管理停靠香港的蘇聯「商船」,實際上已經是駐港代表,不再需要依賴古巴駐港領事館工作。雖然由英國MI5管理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仍會拘捕在港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士,有些蘇聯水手及與之接觸的港人亦因此被捕,但起碼蘇聯間諜成功進駐香港,已是客觀事實。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甚至出現了作為蘇聯「文化外交」代言的親蘇聯書店,以及香港左翼友好參與的莫斯科交流團,這都是1967年前難以想像的。

Glocalization:格魯吉亞湯包與小籠包

格魯吉亞在一般華人心目中可能默默無聞,但作為完全倒向西方、更曾和俄羅斯開戰的前蘇聯國家,它一直是國際關係熱點。近年格魯吉亞也漸漸被港人認識,主因自然不是國際關係,而是當地積極向全球推介號稱有八千年歷史、售賣盛在特色陶罐內的葡萄酒,令不少國際美食節都開始出現格魯吉亞攤檔。筆者年前曾到格魯吉亞,對格魯吉亞湯包「khinkali」的印象反而更深,因為這可謂學者David Held演繹的第一代全球化:「稀薄全球化時代」(Thin Globalization)的典型產品。

紙牌屋的美俄峰會:戲如人生

《紙牌屋》的「俄羅斯總統」是公關高手,正如日前提及,處理飾演自己的異見樂團Pussy Riot時,只要現場講幾個冷笑話,就能盡顯風度、四兩撥千斤,對方以為「推上報」是成功爭取,殊不知這樣的報導,對「俄羅斯總統」的聲望反而大有幫助。在現實世界,普京正是這樣利用國內反對派:容許他們最基本的存在,乃至作出種種人身攻擊,從而引蛇出洞,利用他們的過激行為,動員龐大的親政府群眾。西方經常以為鼓勵異見人士,就能帶給俄羅斯「麻煩」、「壓力」,殊不知卻正中對方下懷。

2018世界盃:普京或成最大贏家

總決賽期間,四名俄羅斯異見人士、Pussy Riot的成員成功衝進球場,當時普京與一眾嘉賓都親眼目睹,但普京對應付這類場面,早已駕輕就熟,「依法辦事」就可。這令人想起美國Netflix劇集《紙牌屋》,有一集邀請了Pussy Riot飾演自己,在「俄羅斯總統」訪問美國時出席國宴,期間發難,該「總統」卻一派淡然,四兩撥千斤幽默應對,還為自己的國內民望加分。

俄羅斯教練查捷索夫:戰鬥民族的縮影

查捷索夫師承蘇聯傳奇教練比斯哥夫,強調紀律,自己不煙不酒,體能極佳,對他而言,「鐵腕治軍」是唯一的訓練方法,無論球員身價多高,他也會毫不猶疑責罵、乃至動粗,因為當年就是這樣長大的。

白俄羅斯可以「去俄羅斯化」嗎?

白俄獨立後的蘇聯情結,與1994年當選總統至今的獨裁者盧卡申科關係很大。在蘇聯年代,他由軍官、集體農場領導扶搖直上,做到白俄最高蘇維埃代表,蘇聯解體時,他是最高蘇維埃代表唯一反對解體的,就算獨立後,也喜以俄語發表講話,曾說過白俄語不能表達高尚事物,只有一無是處的人才會說云云。

日里諾夫斯基:俄羅斯愛國主義源頭

蘇聯解體後,歐亞主義再度興起,形成「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這種思潮主要回應當時俄羅斯在葉利欽領導下,親近美國同時又市場經濟改革失敗的困境,相信國家走錯路,當中的代表人物是杜金(Aleksandr Dugin)。著名俄羅斯歷史學者安蘭(Andreas Umland)指出,杜金的新歐亞主義包含地緣政治、德國保守主義革命、歐洲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新法西斯主義等元素,也就是將極左與極右思潮放在一起,再與俄羅斯傳統結合,包裝為「愛國主義」。

日里諾夫斯基:俄羅斯極右鐵漢之權術

不要以為走極右路線的日里諾夫斯基不可能有現實政治影響力,近年普京的外交政策,其實不少源自自由民主黨從前的主張。於阿拉木圖出生、主修土耳其研究、並具有猶太血統的日里諾夫斯基多次發表針對南方人的言論,指「北方文明」(俄羅斯文明)受到伊斯蘭的威脅,認為「泛突厥主義」終會分裂俄羅斯,所以應該捍衛自身文明的基礎。

精英共識的終結:當「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

有了更精密的科技,不少人反而相信科技「無所不能」,包括論證他們任何主觀的信念;資訊科技革命令一般人更容易圍爐取暖,在同溫層接收訊息,會進一步強化上述信念;而任何和信念不符的觀點,更容易被陰謀論、外國勢力論演繹。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的同時,正如《The Atlantic》一篇文章談及「李森科主義」時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何嘗不是深深相信「氣候變化是自由派的謊言」,而這觀點在共和黨人當中是有60%相信的主流,相信「創世論」、反對進化論的美國人也有四成,他們對「精英主義科學」都充滿質疑和怨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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