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金庸世界的未來

近年西方興起的《魔戒》、《哈利波特》等系列,都創作了一個又一個自成體系的魔幻空間,就像金庸的武俠小說,重要性並非單單在於文學、電影,而是作為一個潛在的替代世界,供新一代在內裏生存。當現實世界的一草一木越來越難改變,自己卻能建構虛擬天地,未來一代人情感寄託、尋找存在感的空間,還需要局限在「現實」嗎?

由《連城訣》的紅線談起:推倒重來的年代

這反映一個飾演正義角色的人,只要打破了自己強加的規範,往往比日常生活的真小人「去得更盡」,因為對他而言,偷一文錢、講一句粗口和殺一萬個人,代價都是一樣的。而且,要建構完美無瑕的道德天尊形象,必須把所有人都有的人性陰暗面努力隱藏,到了爆發,就更一發不可收拾。

葡語區狂想曲與「大灣區」:薩拉馬哥《石筏》

用這概念延伸,我們自然會發現,「移民」、「留學」一類概念,已經相當「前現代」,特別是未來交通更發達之際,「腹地」的概念,即使屬於兩個不同大洲,可能也只有數小時的距離,世界瞬間就變得很大。回到身邊,港珠澳大橋、大灣區,其實正是顛覆從前一般人對空間的想像,抗拒迎接新時代的人,就只能被淘汰了。

村上龍《老人恐怖份子》:正視國際「廢老」危機

在這樣的生態下,假如有「廢老」領袖振臂一呼,像搞青年運動那樣搞「老年運動」,效果會如何?假如有極個別「廢老」是電腦奇才,利用互聯網煽動「老人運動」,甚至成為恐怖份子,又會怎樣?恐怕潛在威脅,比「廢青」更大。這是因為「廢老」的社會資本比青年多,對現代社會、尤其是中上層社會的既有運作更熟悉,更有難以速成的人生經驗,例如日本「廢老」甚至有當兵經驗,要是真的搞恐怖襲擊,就不是柴娃娃的街頭抗爭可比。

左翼偶像聶魯達:作為外交家的另一面

早在1920 年代,年輕聶魯達已經在智利外交部任職,1927 年成為智利駐緬甸領事,後來又曾赴阿根廷、西班牙等地擔任外交官。雖然他進入外交界的動機只是某生活,但在各國累積的人脈、開拓的視野,都令他後來的詩作獲益匪淺。

左翼偶像齊澤克的政治觀

令不少支持者驚訝的是,在美國大選前期,齊澤克就說「特朗普比希拉里更合適做美國總統」。他不是真心支持特朗普,而是有以下邏輯:他認為特朗普並不具備治理能力,其職位甚至可能威脅世界和平,但特朗普在大選中提出「為被遺忘者爭回權益」,卻正視了今日美國問題所在,只是他不懂得(按左翼思維)對症下藥罷了。

新加坡國家美術館:新加坡做到的,香港又做不到?

這些論爭的背後,反映了新加坡對如何建構自己的身份認同、區域認同,正展現多元思考,但背後的理念並沒有衝突,也就是如何確保「新加坡」這身份得以長存,而且自成一家。由此可見,博物館、藝術館的展覽,往往並非只作單向展示,還是一地思索政治文化、身份認同的Soul Searching平台。

每一幅畫都令人思考:達利

達利對超現實主義的理解和表現,並不僅僅限於他的畫作;即便身處現實世界,達利仍然謀求一種與「當下」和「傳統」的距離感。他拒絕政治站隊,亦拒絕被視作刻板守舊的藝人,期間種種取態,免不了受到非議。達利晚年的抑鬱症發作,是否是他一生在藝術幻境與殘酷現實中掙扎所致,亦未可知。我們是否也會同一下場,亦有誰知?

金庸武俠小說的國際關係

以手腕和能力而言,最有韋小寶風範的大外交家有兩位,其一是新加坡的李光耀。新加坡一直宣傳是被「踢出」馬來西亞聯邦, 「被迫」獨立,李光耀更在電視直播痛哭,但近年研究發現,其實他早已部署獨立,哭別只是為免刺激馬來西亞,其實心中在暗笑,這種事,韋小寶幹過不少。

書展訪問:韋小寶作為一種制度

頭兩次讀金庸,只認識表面角色,但金庸的小說必須重看,因為當中人性刻劃才是小說的最大價值。現在再看書中細節,會發現好些東西都要待歲月增長與經驗累積才會明白。像《天龍八部》的喬峰,以前我一直不明白令他成為悲劇的關鍵人物馬夫人無端生恨,就只是因為喬峰不覺得她好看,不像別人一樣特別尊重與討好她,因而要置他於死地——當時覺得說不過去,只覺得是藉口。直到出來工作後發現這世界原來真的充滿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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