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冷戰前夕,重溫「霸權過渡論」

一個國家握有強大軍事力量,並對外進行擴張,固然是因為其經濟發展達至相當程度,但當一個國家的軍事力量,擴展至其經濟實力無法承擔,就會陷入「軍事過度擴張」或「帝國過度擴張」(Imperial overstretch),由此走向衰微,因此大國必須維持經濟實力和軍實力量之間的平衡。 

「儒表法裏」:自由主義秩序的現實本質

著名現實主義學者、「修昔底德陷阱」原創人艾利森 (Graham Allison) 直言,「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是一個迷思,其實從不存在。大國之間的長期和平,應歸功於核威懾及美國霸權;美國在世界的參與,也不是出於推動自由主義或建立國際秩序的渴望,只是精英們相信有這樣的需要,去維護國內的自由民主而已。真正相信「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人,若不是極端虛偽,就是極端天真爛漫,只是活在空中樓閣罷了。這就像「儒表法裏」的中國傳統,表面上說的一套,都是仁義道德,但實質上這只是另一個制度。

「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從不存在?

難怪以提出「反事實歷史」系列成名的歷史學家費格遜(Niall Ferguson)一語道破,所為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根本不是「國際秩序」,而只是全球精英集團之間的內部秩序,擁有各種壟斷性知識、或實際資產的一小撮人,才是這秩序的真正受益人。

特朗普「末法時代」:自由主義秩序的終結?

隨着特朗普推出種種貌似顛覆性的美國外交政策,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角色,越來越見和過去精英主導的時代迴然不同,不少傳統學者都譴責特朗普「正破壞戰後至今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但面對今天全球化橫行、資訊科技革命下的全新形勢,單靠高舉自由主義,又是否還能奏效?特朗普顛覆的,其實又是什麼?不久前,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而聲名大噪的美國學者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權威期刊《外交事務》發表文章,大談當代自由主義世界秩序的迷思,就是理解這辯論很好的切入點。

濱下武志的「朝貢貿易體系理論」:中國主導的全球化時代

從朝貢體系(形式)到亞洲經濟圈(實質)可見,近代亞洲文化、國際秩序並非西方學者所謂停滯不前,反而自成體系。西歐諸國進入亞洲時,也必須遵守成朝貢體系的遊戲規則:起初它們透過朝貢貿易,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中國輸入各種物產,換取中國特產品,如茶葉、生絲、瓷器等,運回歐洲牟取暴利;十九世紀後,歐洲商人為了獲得更大利益,開始在遠東設立殖民地,一方面自己生產歐洲所需物資,如茶葉、錫礦、橡膠等,一方面也將這些殖民地當作連結亞洲市場與西方市場的轉運站、貨物集散地、金融服務中心。在這樣的情況下,這些殖民地早一步獲得工業化與現代化建設的機會,像是新加坡、香港,也就是「英式一帶一路」的雛形。

美國的反智傳統,造就了特朗普?

這正是不少精英心底裏的矛盾:既不希望自己太「離地」,對學院派的象牙塔生涯不無反思,卻又認為正是「不屬於普羅大眾」的知識精英身份,才具有引導群眾的獨特功能。美國近年的精英Vs反精英二元對立,其實也體現在不少精英身上出現的性格分裂。

《今日簡史》:甚麼才是真正的國際關係議題?

特朗普其實沒有提供任何問題的答案,只是一句「令美國再次強大」,通過重溫歷史,來暫時麻醉國人,本質上其實和提倡回到哈里發制度的伊斯蘭極端主義者,沒有分別。這些思潮的支持者也不見得真心相信這一套,只是未來太不可測,總要找一些東西來依附,所以特朗普也好、伊斯蘭國也好,在人類大歷史的過渡期,就準時出現,只是他們提供的不是答案,而是延緩答案的出現;代表的不是任何具體形式型態,而是一種虛無主義。

誰是真・亞洲國際都會:文化智商CQ的國際功能

在個人層面,CQ明顯是能夠提升競爭力的一門技能。當新企業、組織紛紛跨出國界,走向國際化,每人都有機會面對多元文化挑戰,幾乎所有工作,都涉及和不同文化的人在實體或虛擬世界互動。根據有份研發CQ的密歇根文化智商中心數據,有較高CQ的人,每每有更高的機遇賺更高薪酬。

反民主國際大潮:菁英主義Vs哈比人

布倫南認為,民主政治淪落至此,完全是選民的人性體現。對一般民眾來說,政治是「離地」的,他們只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攸關的事物,但面對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卻往往已有特定觀念和立場,並經常為情緒左右,容易忽視客觀事實。結果,選民往往因為自己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作出不理性的政治決定,這些決定固然未必對國家有正面結果,即使是對本人長遠利益,也不見得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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