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May不同，我是和理非。在這場運動裏我參加過遊行及集會共23次。由6月9日到現在為止，我發覺遊行及集會一次比一次危險，我的壓力也一次比一次大。記得10月1日早上我穿著黑衣走在街上時，別人眼光給我的壓力及自己給自己的壓力都令我透不過氣來！我突然感到自己非常討厭香港，不想再在這裏住下去！在這高壓，連穿衣，說話也沒有丁點自由的社會居住，實在令我痛苦萬分。May，與你一樣，我看不到香港有將來，但我深信充滿公義的主必幫助我們，「人能把我們怎麼樣呢？」（詩篇118:6）。

「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一樣，都是不能複製的，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角力、金融體系運作，還有處理民情的不同智慧。新加坡反對黨一直存在，而且理論上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是李光耀高明之處：一方面，強調新加坡四週的不穩定，去把「穩定」變成新加坡朝野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讓民意也得到制度上的有效抒發，維持執政黨自我完善的動力與需求，例如年前補選喪失了議席，人民行動黨就立刻「回應訴求」，大幅度改變了新移民政策，這種穩定背後的靈活性，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缺乏的。假如世上有威權與民主作為光譜的兩極，香港現在是缺乏兩者的好處，既沒有威權的效率、也沒有民主的認受，卻出現了兩者的弊端，這和既有效率、又有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模式恰恰相反，這也說明了何以兩地民情越來越落差。吳明盛身為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對上述模式自然心中有數，但依然願意承擔反對派的角色，因為到了最後，他們都有很強的新加坡人認同。但此刻香港，當近年民調越來越顯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越趨切割，似乎連新加坡這種各派最後大和解的空間也逐漸失去，社會矛盾種種Root Cause又被按下不表，吳明盛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何嘗不是我們的憂慮？

香港是一個非常特殊的城市，各方利益糾纏不清，應爆未爆的炸彈俯拾即是，現屆已經失去一切執政權威的政府，真的行有餘力繼續攬炒？說這麼多，方向很清晰：希望政府正視root cause，不要再浪費時間、自欺欺人。現在的KPI不是下個月社會有沒有人衝閘，而是怎樣令香港十年後依然充滿榮光，不會因為說一句「願榮光歸香港」就要大興文字獄，面對現實吧，it’s NOT the economy, stupid。

作為名門之後，容教授的同齡人大多是上一代的「藍絲」，即比較保守的一群，也很難諒解年青人，想不到她也面對香港此刻共同面對的大撕裂。「我回來見過當年真光中學的同班同學，我想如果要不吵架的話，就要避開現在這個話題，和家人也如是。可能我們這個年代是社會的受益者，所以他們不覺得現在政府有甚麼不好。雖然我變了，但始終站在示威者那一邊，雞蛋和石牆之間，我寧願做雞蛋。」有甚麼方式可以令前輩們理解一下，他們今日的收成是環境做成，並不代表他們本身很厲害？「如果他們肯聽意見、肯分析、肯讀別人寫的東西的話，應該會明白，但很不幸我們這個年代的人都這樣想：我用得著聽你說話嗎？說來，我和自己的家人也開始反目，例如我也退出了一個群組，因為實在受不了親弟弟傳來那些抹黑的fake news。」說起來，她在Facebook很敢言，笑問她會否擔心在大陸開有人「篤灰」，想不到曾獲邀加入統戰架構的她很認真的說：「我想我不應該再到大陸了。現在便是處於白色恐怖這個環境，譬如你看國泰事件，真切地感受到什麼是『免於恐懼的自由』。我在日本大學任教時，曾經被大陸學生警告過，那是匿名信，塞進我抽屜。」從她曾經滄海的人生故事，很能體現到香港人根深蒂固的憂慮是甚麼，當林鄭月娥不斷強調「初心」，不同研究者卻都看見埋藏在制度深處的root cause。由當年對新中國無限崇拜的左翼貴族少女，到今天深深同情香港青年的日本大學副校長，由容教授口中說出「免於恐懼的自由」，才教人百感交集。

過去3個月，香港的「一國兩制」從2.0究極進化為3.0，警察行徑令真正的香港人覺得完全陌生、黑社會橫行、司法機關接受三權合作、國泰機司因為政治立場被秋後算賬，每一個案例，都可能成為《法案》的延伸涵蓋內容。未來數月的審議過程會否再出新案例，例如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被選舉權問題，或再為《香港民主和人權法案》內容多添變數。香港人從來克制，如無必要也不愛訴諸「外國勢力」，但當特區政府連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拒絕成立，也沒有從「一國兩制3.0」撥亂反正的徵兆，眼見香港核心價值逐漸崩壞，令美國這條法案被民間相當多人寄予厚望，香港人無助到哪個地步，可見一斑，一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