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約翰遜成為首相後，首要任務自然是脫歐，和尋找脫歐後經濟上、外交上、社會上的過渡方案，已沒有餘力推行其他施政。無論言詞作風怎樣，約翰遜進入了唐寧街十號，更可能是逐步主流化、而不是「特朗普化」，一來他短期內沒有脫歐外太大的發揮空間，二來他也未見有誘因大規模改變內外制度。在社交媒體上的形象，卻是另一回事。

當然，會自我檢討不等於為世人所接受，例如2019年最高法院就一致裁定，《達施華報告》並不符合有關歐洲人權法案的準則，認為政府應考慮繼續跟進。但只少比起認為獨立調查會影響士氣，阻撓警方盡力執法的官僚回應，總算有更多的人情味。這些資訊十分冗長，但訊息很清楚：有些事反正不能迴避真相，及早處理，總比覆水難收好。

目前這職位的申請期已截止，除了曾偉雄外，據報還有哥倫比亞、巴拿馬的候選人在最後名單，這兩個國家都處於國際反毒最前線、與美國關係密切，候選人的相關經驗，理應不比曾偉雄遜色。北京的提名覆水難收，其實找一位內地專家出任這職位，潛在的尷尬，可能少得多；一旦曾偉雄出任，說不定又是一場港版完美風暴的國際延伸，這對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恐怕毫無好處。聯合國任命曾偉雄前，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三思、三思、再三思。

民眾對警權的信心，在已經步入民主的社會尚且脆弱至此，放在一個既不民主、又不能完全威權的奇怪政體，警隊更只會直接暴露在所有矛盾跟前，平白成為磨心，和群眾的關係，卻失去了任何有效制約，未來局勢如何發展，就不堪設想。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類似調查報告，在全球屢見不鮮，而事實上，除了嚴謹態度調查這類深層次矛盾，任何在官僚框架內的形式主義、不平等對話，都是本末倒置的。假如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特區政府現在傾向的討論，定調已呼之欲出：通識教育失敗、國民教育不夠、土地問題、社交媒體；唯獨青年在運動真正關心的、涉及價值觀的深層次問題，例如怎樣重啓政改，官員的討論卻付諸闕如。假如港英政府當年每次都訴諸官僚、斷錯症，後果早已不堪設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