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嶼山大戰略前傳:蘇聯的香港故事

1967年後,英國開始默許蘇聯在不驚動中美兩國的前提下,在香港低調進行活動,例如容許多一些蘇聯「商船」停靠香港,蘇聯則把這些「商船」作為實質上的流動領使館,進行外交及情報活動。此外,蘇聯在香港派駐了兩名「海事督察」,表面上負責管理停靠香港的蘇聯「商船」,實際上已經是駐港代表,不再需要依賴古巴駐港領事館工作。雖然由英國MI5管理的皇家香港警察政治部,仍會拘捕在港為蘇聯從事間諜活動的人士,有些蘇聯水手及與之接觸的港人亦因此被捕,但起碼蘇聯間諜成功進駐香港,已是客觀事實。到了七十年代,香港甚至出現了作為蘇聯「文化外交」代言的親蘇聯書店,以及香港左翼友好參與的莫斯科交流團,這都是1967年前難以想像的。

美國Vs國際刑事法院:道德高地有多重要?

不過經驗法則顯示,南海仲裁案雖然令中國短期內失去一些道德高地,但隨著菲律賓新政府態度180度改變,加上其他國家無視PCA的案例確實存在,卻是成功過了一關。這次輪到美國依樣葫蘆,向ICC宣戰,可能也不遑多樣:話語權是低了些,但ICC自然無可奈何,連帶其他國家對ICC的尊重也會越來越低。問題是世界向這方向走,最終結局又會如何?

精英共識的終結:當「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

有了更精密的科技,不少人反而相信科技「無所不能」,包括論證他們任何主觀的信念;資訊科技革命令一般人更容易圍爐取暖,在同溫層接收訊息,會進一步強化上述信念;而任何和信念不符的觀點,更容易被陰謀論、外國勢力論演繹。李森科主義在俄羅斯復興的同時,正如《The Atlantic》一篇文章談及「李森科主義」時談及,美國總統特朗普何嘗不是深深相信「氣候變化是自由派的謊言」,而這觀點在共和黨人當中是有60%相信的主流,相信「創世論」、反對進化論的美國人也有四成,他們對「精英主義科學」都充滿質疑和怨懟。

星光計劃:新加坡會放棄台灣嗎?

軍事方面,當時選擇台灣的誘因,例如對衝以色列、配合英美冷戰佈局等,已幾乎不存在。現時新加坡在好幾個國家有軍事訓練設施,亦經常與友好東盟國家舉行聯合軍演。「星光計劃」要找替代品,可謂舉手之勞。例如去年新加坡與澳洲簽定協議,加強武裝部隊在昆士蘭的訓練設施和駐軍人數,同時也積極和印尼軍演;反觀星光計劃的規模已無寸進,或許預視了新加坡的取向。

左翼偶像聶魯達:作為外交家的另一面

早在1920 年代,年輕聶魯達已經在智利外交部任職,1927 年成為智利駐緬甸領事,後來又曾赴阿根廷、西班牙等地擔任外交官。雖然他進入外交界的動機只是某生活,但在各國累積的人脈、開拓的視野,都令他後來的詩作獲益匪淺。

My Way:重溫仙納杜拉主義

英文版本歌詞卻以「And now, the end is near」開首,描述一位老人行將入木,回顧一世堅信只走自己道路的心情。此曲除了成為仙納杜拉的名曲,據《衞報》一項統計,亦是英國最常被使用的葬禮挽歌,而基於仙納杜拉個人的政治色彩,歌曲又延伸出種種不同解讀,堪稱20世紀最有政治意味的神曲之一。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國際版海闊天空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II)有「We don’t need no education, We don’t need no thought control」一類歌詞,被認為有反對當時英國社會刻板教育制度、思想操控的意念,英國廣播公司(BBC)一度因為收到不少英國教師致電投訴,而非正式地封殺這首歌曲。這可算是歌曲第一重社會意識的顯現,但那僅是開始。

假如北海道戰後被蘇聯佔領

日前到北海道,參觀了不少當地對二戰「終戰」的展覽,例如「樺太廳」、北方四島展館等,都顯示日本至今堅持自己的一家之言。這時候,適逢安倍出訪美國與奧巴馬會面,更令人想到一個平行時空問題:假如北海道戰後被蘇聯佔領,今天的地緣政治,又會是甚麼模樣?

你懷念蘇聯嗎?

中、老年人的另一不滿,在於新時代改變了人口結構,有能力的年輕人都爭先出國,剩下「被淘汰」的一群在國內,原來提倡的什麼社區互助、家庭價值均蕩然無存。連帶作為社會樞紐的宗教,在不再受被打壓後,反而同樣喪失維繫家庭、維繫社會的價值,表面的復興,卻變成為政權的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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