臥虎:特朗普國師納瓦羅的「中美衝突論」

例如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社會接納中國加入 WTO後,中國正式與世界經濟接軌,納瓦羅認為這一決定的代價是「超過七萬家美國工廠關閉,失業和低度就業的勞工數量最終會超過兩千五百萬人,讓美國欠了中國上兆美元」,但因果關係的推論,就難以輕易確立。

新加坡裝甲車事件:李光耀的智慧適用嗎?

目前新加坡和中國的矛盾,除了戰略層面的衝突,其實還是「文明衝突」:已經全盤西化的新加坡領袖(不少是華裔)根據西方邏輯處世,而在中國眼中,任何「據理力爭」,都是不順從的表現。左右圓通,除了利益計算,還要有文化交融的底蘊。

新加坡Vs《環球時報》:兩種邏輯

不過,新加坡的確迴避了北京最關心的問題:的確在南海爭議有一定態度,也對美國勢力留在區域內積極支持。這類外交議題,就不是文字遊戲可以解決的了,而且恐怕在未來日子,陸續有來。

澳洲與東帝汶的海域爭議與雙重標準

比較「東帝汶訴澳洲」案和「菲律賓訴中國」案,兩案確實有一定程度的可比性。在兩起糾紛中,都是弱勢一方認為自己的權利被強勢一方侵佔,意欲以國際法來維權,而強勢一方都對此持拒絕態度,不願交予聯合國轄下的ICJ判決,可以單方面訴訟的PCA,就被派上用場。在兩起訴訟中,大國都選擇將領海劃界問題排除,小國則通過挑戰既有法案、定義的方式,來間接達至維護領海的主張,也是小國善用國際法與強國週旋的智慧。

白馬非馬,太平島非島?

看到這裏,我們幾乎可以肯定一點:法院的判決,在現實政治層面是不可能執行的,無論是中國、美國、俄羅斯還是日本,都只會繼續自己定義「島」「礁」。法官們嘗試排除現實政治對法律本身的影響,作出「激進」(或「最符合學術定義」)裁決,卻在實際操作層面大大壓縮了迴旋空間。本來,國際法作為「軟法律」,條文模糊,可操作空間大,才可以與外交實踐有機結合。然而水清則無魚,由於沒有任何機制可以執行,反而令國際社會對國際法的尊重打了折扣。

國際常設仲裁法院是「A貨」國際法庭嗎?

PCA的機制有其局限,但比一般臨時仲裁庭有更清晰的法律地位,又比ICJ靈活,不僅可用於仲裁,還可執行調查、調解,和構建互信機制。當非國家個體成了ICJ的盲點,PCA更提供了替代機制。說到底,中國不執行PCA判決本身,其實是意料中事,不會因此在國際社會失分。但以「法官收菲律賓錢」一類說法質疑整個PCA,卻是出乎意料之外,令人不安。

太平島大戰略:台灣外交的十字路口

中華民國定義的「U 形線」既非《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所規定,又未能在法律得到具體解釋,僅是根據「歷史記載」而定,思維與北京「九段線」的「自古以來論」類近,然而在現代國際法,歷史因素的重要性其實是有限的。

捷克蘇台德區與南海:慕尼克協定的借古諷今

希特拉要求併吞蘇台德區,在該區確是有極高「民意基礎」。蘇台德區併入德國後,甚至是全國最支持納粹的地方之一。到了二戰後捷克復國,幾乎把全體蘇台德區德人驅逐出境,並立法禁止再使用「蘇台德區」此歷史名詞,自此「蘇台德問題」才完全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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