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反對黨領袖吳明盛:香港做到的,新加坡做不到。

「新加坡模式」和「香港模式」一樣,都是不能複製的,涉及複雜的地緣政治角力、金融體系運作,還有處理民情的不同智慧。新加坡反對黨一直存在,而且理論上有取而代之的可能,正是李光耀高明之處:一方面,強調新加坡四週的不穩定,去把「穩定」變成新加坡朝野的核心價值;另一方面,讓民意也得到制度上的有效抒發,維持執政黨自我完善的動力與需求,例如年前補選喪失了議席,人民行動黨就立刻「回應訴求」,大幅度改變了新移民政策,這種穩定背後的靈活性,正是香港特區政府缺乏的。假如世上有威權與民主作為光譜的兩極,香港現在是缺乏兩者的好處,既沒有威權的效率、也沒有民主的認受,卻出現了兩者的弊端,這和既有效率、又有全民參與的新加坡模式恰恰相反,這也說明了何以兩地民情越來越落差。吳明盛身為新加坡反對派領袖,對上述模式自然心中有數,但依然願意承擔反對派的角色,因為到了最後,他們都有很強的新加坡人認同。但此刻香港,當近年民調越來越顯示,「中國人」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越趨切割,似乎連新加坡這種各派最後大和解的空間也逐漸失去,社會矛盾種種Root Cause又被按下不表,吳明盛對香港前景的憂慮,何嘗不是我們的憂慮?

反民主國際大潮:菁英主義Vs哈比人

布倫南認為,民主政治淪落至此,完全是選民的人性體現。對一般民眾來說,政治是「離地」的,他們只關心與自己切身利益攸關的事物,但面對自身利益相關的事情,卻往往已有特定觀念和立場,並經常為情緒左右,容易忽視客觀事實。結果,選民往往因為自己的認知偏差(cognitive bias),作出不理性的政治決定,這些決定固然未必對國家有正面結果,即使是對本人長遠利益,也不見得符合。

威權政體+大數據+物聯網=無敵天下

不少人以為,假如減少使用互聯網、智能電話,就可避免被過度收集資料。不過,這已經是偽命題了,因為科技公司正大力推廣「物聯網」 (IoT),也就是將物理世界數碼化。這世界相信很快就完全成熟,屆時即使關上電話不用,你曾到過的地方、習慣偏好、健康狀況等,亦會因你日常使用的智慧家具,如電燈、電視機、冷氣,24小時全天候被收集。

民主化的撤退:歡迎來到全球威權年代

說到底,這些都是全球化的濫觴。哈佛大學教授Dani Rodrik 的著作《全球化悖論:民主於世界經濟的未來》指出,過去十數年中以歐美國家為主導,旨在打破各國界限、實現國際經貿、人口、社會高度融合的「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實質上是無法與國家民主政治並存的:前者要求的政策,無可避免地更有利於跨國資本與精英,但對那些久居本土、無力塑造全球化格局的人而言,他們的政治授權、利益訴求與社會身份認同,都在不斷被政府忽略。在他們眼中,所謂全球化的政治現實不是「真.民主」,而是「別人的民主」。當近年反全球化浪潮席捲歐美,各發達國家社會政治生態也顯著兩極化,全球化中既得利益者與「被遺忘者」對立尖銳,民主為不同社群凝聚共識的能力,就不再存在。

獨裁者2.0

標榜「法治」,不時提出「依法治國」、「依法辦事」等口號,以擺脫獨裁或「人治」形象,但實際上僅以法律為管治工具,思維類似中國古代法家,而鮮有宣傳法治精神。例如過去獨裁者往往會派軍警突擊在野政黨總部,把異見份子帶回政府部門問話,「獨裁2.0」則不再以政治罪行捉拿異見人仕,而改以「逃稅」、「衛生環境惡劣」等理由,肅清在野黨基地。

悼念新加坡國父:李光耀的十大貢獻

在複雜的區域環境中,確保新加坡獨立,不被鄰國吞併。新加坡並非必然存在的國家,類似身份的前海峽殖民地都被併入馬來西亞,印尼也一度要顛覆新加坡政權,李光耀要依靠不同大國和這些喜怒無常的鄰國周旋,本身就是最頂級的國際關係挑戰。

沒有卡達菲的利比亞更糟糕

利比亞的秩序和富有原是遠近馳名的,人民享有免費醫療、教育等社會福利。但卡達菲倒台後,利比亞局勢始終不穩,醫療制度崩潰,來自各國的醫護人員大幅逃亡,不少大學也被逼關門,食品價格越來越高,人民連基本安全也沒有保障。利比亞的石油出口由原來的每日140萬桶銳減到現時的20萬5千桶,本國對外的能源依賴卻越來越大,國家機構不僅斷電,甚至無法出糧給公務員。這些,都是卡達菲時代不可想像的噩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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