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的夢囈:異哉「香港國際地位與美國無關論」

要是美國這條法案只是紙老虎,中國外交部又怎會如此激烈回應?美國月前才通過《維吾爾人權政策法》,中國自然也高調譴責,但力度全然不同,怎會事出無因?特區政府官員照單全收政治正確答案前,是否也可以考慮加入common sense在官方論述,去遷就香港人早已開竅的國際視野?

如何閱讀五眼聯盟的香港共諜案?

但和美國相比,這些盟國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更大,純粹為「香港人權與民主」立法的誘因更小,這涉及國際關係的現實,心照不宣。但假如立法和國家安全掛鉤,動機就大得多。這些國家陸續爆出中國利用香港從事特務行為,甚至是顛覆本國的情報中樞,無疑是合理化立法的契機:要不是各國承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國要利用香港從事諜報活動,還不容易。世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從現象看本質,香港在世界的角色,正處於大變革之中,震撼恐怕陸續有來。

鄧炳強效應:《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參議院火速通過的背後

經此一役,美國朝野半推半就,終於統一口徑,包括麥康內爾在內的所有人,幾乎一致研判香港此刻亂象的Root Cause,在於北京破壞「一國兩制」,而不在於抗爭者使用的方式。這論述,在香港明白事理的人眼中是Common Sense,但在中國官媒全力啟動下,歪理畢竟困惑了一些人;美方的態度,對全球認清楚運動本質,有一槌定音的功效。由於美國國內存在複雜的利益集團、板塊計算、中國游說小組,「一致定性」,比法案通過本身更難達到,而現在卻達到了。假如沒有香港特區政府的神助攻,這根本不可能出現,正是福兮禍之所安。

華盛頓,那些心痛香港的舊朋友們-美國參議院《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通過前夕隨筆

假如他們能利用這機遇,建立屬於自己世代的全球網絡,和各國up-and-coming一代識於微時,配合截然不同的國際環境,綻放的無限潛能和榮光,或能令香港人成就解鎖。即使是不同意這條法案的朋友,當串連到背後成事的全方位立體圖像,相信也很難否定:萬物盈虧,自有其道,物極必反,當中國要打破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原有微妙平衡,在香港實施「全面管治權」,公道自在國際人心,蝴蝶效應下,看,這卻真是催生了一場全球範圍的「時代革命」。

一切只是預演:美國《香港民主和人權法案》的前世今生

過去3個月,香港的「一國兩制」從2.0究極進化為3.0,警察行徑令真正的香港人覺得完全陌生、黑社會橫行、司法機關接受三權合作、國泰機司因為政治立場被秋後算賬,每一個案例,都可能成為《法案》的延伸涵蓋內容。未來數月的審議過程會否再出新案例,例如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被選舉權問題,或再為《香港民主和人權法案》內容多添變數。香港人從來克制,如無必要也不愛訴諸「外國勢力」,但當特區政府連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拒絕成立,也沒有從「一國兩制3.0」撥亂反正的徵兆,眼見香港核心價值逐漸崩壞,令美國這條法案被民間相當多人寄予厚望,香港人無助到哪個地步,可見一斑,一慟。

一個特區的終結:克什米爾的終局?

儘管新德里不斷強調「全國十多億大多數民眾」支持修憲,強調克什米爾地區人民應與拉達卡及查謨地區人民共同慶祝來自新德里的直接管治,甚至有指在修憲完成後莫迪政府將會「派糖」,有大規模的基建工程上馬,令克什米爾地區齊齊「發大財」。但當當地局勢劍拔弩張,穆斯林社區擔心失去原有「一國兩制」對身份、工作機會、教育及宗教權利的法律保障後,最終會因全國印度教徒流入,而令原有生活變得蕩然無存,「明日克什米爾」也好,「克什米爾發大財」也罷,對他們然而都是絕無意義。印度政府此舉對國內多元文化的尊重,也起了極壞先例。

何志平案結案之後

不少人從何志平案,得出「香港人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身份,已經失去在國際舞台的獨特價值」這結論。但邏輯也可以恰恰相反:正因為香港人的身份充滿孟晚舟不存在的彈性、國家層面的可塑性和可切割性,在越來越敏感的大時代,反而更有價值。當然,從事相關志業的都是高人,我們凡夫俗子,只宜遠觀登高見博,否則換過來博見高登,反為不美。

《綠簿旅友》:從特朗普時代的奧斯卡電影談起

《綠簿旅友》的旅途從北向南,背景逐步由多元、開放的大都會變成充滿種族歧視、偏見和仇恨的南部農村,這樣的「一國兩制」,才是最令人震撼之處。雖然美國南北大不同乃基本常識,但自從六十年代平權運動出現後,南方白人骨子裏是否依然沒有改變,卻是一個難以正面探討的敏感話題。畢竟表面上,一切歧視性法律都已改變,但如何「釋法」、日常生活如何行事,卻屬於深層次的文化層面。何以大家都是美國人,北部城市人能接受黑人精英,南部卻充滿敵意,電影其實不斷暗示,原因是結構性的:南部既得利益集團盤根錯節,背後的教會、財團、地主等勢力,即時在今天,也是不能撼動。特朗普的最大支持者「另類右派」,對支持大白人主義毫不避忌,南方白人區尤其是票倉,他們對白人在美國不久後可能淪為少數族群,有刻骨銘心的憂慮,隨著特朗普當選,一下子把這些憂慮發洩出來。黑人精英今天到了南方,自然不會有相同經歷,但是否就沒有其他歧視?恐怕不可能。

我認識的切尼外交啟蒙導師

切尼為首的新保守主義陣營主張出兵伊拉克,固然早於9/11事件以前,但背後的原因,除了石油,同樣有冷戰式二元對立思維。他們相信強大的敵人永遠存在,只是以不同面目出現,所以伊拉克、伊朗、北韓一類以反美主導國內意識型態的政權,就是頭號敵人,所謂「邪惡軸心」。切尼除了力推出兵伊拉克,另一大「貢獻」,就是把北韓列入邪惡軸心,千方百計阻撓北韓和美國達成任何共識。喬治布殊時代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雖然是蘇聯問題專家出身,但主張拉攏北韓,一度在六方會談框架內,接近和北韓達成協議,最終卻是切尼一手摧毀,目的之一,就是要論證美國建立導彈防禦系統的必須性。

《為副不仁》的切尼Vs特朗普

切尼的濫權,有其特定理論基礎和時代背景,他步入政壇時是越戰年代,近距離目睹總統和行政機關的權威因為反戰運動和水門事件而急劇下降,政府也失去昔日應有的龐大能量(其實以往的美國總統頗有相當獨裁的),深感有責任撥亂反正。所謂「行政一體論」,就是強調總統作為行政領袖理應不受制衡地主導行政,才能發揮美國憲法賦予的職能。這樣的信念,令他產生了「釋法」的強烈慾望,也以9/11後壯大了的行政權力為榮。無論其他人認同與否,「切尼革命」假如延續下去,客觀效果就是令行政機關重新壯大,而不是他個人成為獨裁者。特朗普愛獨裁,卻沒有嘗試令體制出現改變,只在意自己這一任能有多少權力使用;切尼看不起特朗普,也是意料中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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