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只是預演:美國《香港民主和人權法案》的前世今生

過去3個月,香港的「一國兩制」從2.0究極進化為3.0,警察行徑令真正的香港人覺得完全陌生、黑社會橫行、司法機關接受三權合作、國泰機司因為政治立場被秋後算賬,每一個案例,都可能成為《法案》的延伸涵蓋內容。未來數月的審議過程會否再出新案例,例如區議會選舉候選人的被選舉權問題,或再為《香港民主和人權法案》內容多添變數。香港人從來克制,如無必要也不愛訴諸「外國勢力」,但當特區政府連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拒絕成立,也沒有從「一國兩制3.0」撥亂反正的徵兆,眼見香港核心價值逐漸崩壞,令美國這條法案被民間相當多人寄予厚望,香港人無助到哪個地步,可見一斑,一慟。

下一步,怎樣?文明衝突與香港秩序的重建

香港人的追求,早已由「生存」轉化為「生活」,就是歷史上從來沒有真民主,也一向更重視個人權利、自由主義、社會正義、多元文化、全球倫理等後物質價值觀;仍是以「談飼料」、「談生存」的方式解決問題,不只自欺欺人,還是進一步撕裂社會的手段。問題是認同後者價值觀的,卻是一國框架內的絕對主流,而形勢發展下去,利用舉國體制的價值觀,以泰山壓頂之勢,稀釋香港核心價值,逐步成為指導思想,結果只會把香港變成徹頭徹尾的「文明衝突撕裂社會」範例。政府若選擇繼續深化矛盾,基於香港的開放性和國際性,放在文明衝突論框架下,香港這個國際金融中心的結局,會成為中國能否輕易輸出「中國模式」價值觀到一帶一路、乃至全球的指標,港人心底裏的抵抗,亦可能比地表發生的事情更激烈,將出現無休止的消耗戰,這是任何真心希望避免玉石俱焚的特首和政府,所能承擔的歷史責任嗎?

「真相與和解委員會」Vs「獨立調查委員會」:魚目何能混珠?

此情此景,試想如湯先生建議,「參考南非案例」,成立一個「並非尋找對錯,分配罪責,而是就矛盾的因由找出和解方案」,會有甚麼迴響?首先,真正的南非案例,涉及整個政體的最根本改變,權力徹底扭轉之下,對基本對錯已有全國共識,才能「和解」,否則只會火上加油,因此邏輯上,湯先生此刻提出這建議只能有兩個可能性,第一是其實他要促進南非式「時代革命」,第二是典型的偷換概念,屬何者,當可自行判斷。各方對話自然應該出現,但假如來自沒有法律效力的「真委會」,只會淪為像是2014年政府與學生代表的公關演出,無論有甚麼意見,結局很容易被一堆官僚語言推搪過去,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方法。這個時候,還要為拒絕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弄出魚目混珠的背書,何苦呢。

特朗普的香港Tweets

由於在這段敏感時間,香港運動在國際是否失分,也能影響談判,北京、港府令前線失分的誘因大增,大家務必小心提高警惕。客觀事實是,無論是否願意、是否接受,香港已處於中美新冷戰博弈的前線,也是文明衝突最尖銳的一條斷層,如何在夾縫中生存,捍衛香港核心價值,而避免最悲劇結局,是不同立場的香港人都應該思考的。

大時代,我們是誰?

我從來覺得,有一些原則,無論古今中外、世道如何滄桑,都會合用。社會需要分工,我們有責任令比我們有權力和資源的上一代人,用他們能懂的語言,讓他們真正理解街外發生什麼事,我相信只要是香港人,都有同理心。此刻你身處的角色,一定是最擅長的角色,其他人不能取代。面對不同方向的質疑,只要沉著,因為你本來就不是其他角色,糾纏會分化,而這不是你的目的。最後,百多位政務官朋友針對政府的聲明,反映他們的智慧,法不責眾,這智慧,屬於民間。

致林鄭:悲劇後, 再無中間派

很多人以為沈旭暉移民新加坡,其實他已安排移民葡萄牙,並在那裏置業,翻看他當年對梁振英上台後的預言,2012年就看到香港焦土化,走位靈活的他,毅然終結本來是香港最年輕副教授的學術生涯,「但縱然這樣,說過無數次離開香港,始終就是會回來,土生土長對香港的情懷實在很難解釋。假如林鄭也有這種情懷,為甚麼不盡力挽回悲劇?就算失敗,at least we've tried ok?至於the day after tomorrow,到時再說吧。」

聯合國維也納辦事處 任命曾偉雄 為總幹事?

目前這職位的申請期已截止,除了曾偉雄外,據報還有哥倫比亞、巴拿馬的候選人在最後名單,這兩個國家都處於國際反毒最前線、與美國關係密切,候選人的相關經驗,理應不比曾偉雄遜色。北京的提名覆水難收,其實找一位內地專家出任這職位,潛在的尷尬,可能少得多;一旦曾偉雄出任,說不定又是一場港版完美風暴的國際延伸,這對彰顯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恐怕毫無好處。聯合國任命曾偉雄前,很重要所以要說三次,三思、三思、再三思。

後物質少年時代:他們激進嗎?

香港的《逃犯條例》爭議,延伸出青年衝入立法會大樓一役,和曠日持久的各區遊行示威及衝突,不同立場的朋友,自然有不同觀感。但政府在同溫層以「被洗腦」、「收了錢」、「外國勢力」評論前,總應該易地而處,並了解這是國際大趨勢的一環,就會明白這今日香港的一切,不過反映了全球「後物質時代」的到來,新生代和數十年前「物質時代」成長的一代,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觀,而且因為資訊科技的發展,和香港的獨特情況,矛盾不過是剛剛開始。假如任何人以為一支警隊就能解決一切問題,局勢只會朝徹底的悲劇發展。

獨立調查委員會的國際視野:港英做到的,特區政府做不到?

類似調查報告,在全球屢見不鮮,而事實上,除了嚴謹態度調查這類深層次矛盾,任何在官僚框架內的形式主義、不平等對話,都是本末倒置的。假如沒有獨立調查委員會,特區政府現在傾向的討論,定調已呼之欲出:通識教育失敗、國民教育不夠、土地問題、社交媒體;唯獨青年在運動真正關心的、涉及價值觀的深層次問題,例如怎樣重啓政改,官員的討論卻付諸闕如。假如港英政府當年每次都訴諸官僚、斷錯症,後果早已不堪設想了。

Up ↑